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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金罪：路不拾遗的启示——评深圳机场女清洁工“捡”金案

旷继东



　　“路不拾遗”这个成语，以前一直理解为对良好社会秩序和人们高尚道德的描述，自从出了深圳机场女清洁工梁丽“捡”金被捕并有可能以盗窃罪起诉的案件后，我对“路不拾遗”一下子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原来人们之所以不拾遗，不是因为素质高，而主要是不敢拾遗，否则，看到路边一个东西捡回家，如果只是垃圾废品则罢，万一要是金子又或珠宝，极有可能变成了小偷，将面临终生的牢狱之灾，就太不值当了。
　　

　　这样看来，“路不拾遗”并不是什么好现象。如果哪个社会真的达到了这种状态，大概也是跟“刑弃灰于道”的严刑峻法相联系的。而现在要对梁丽定盗窃罪的深圳公安部门，是否正是想让深圳街头达到这样一种“路不拾遗”呢？
　　

　　笔者注意到在该案引起广泛讨论之后，深圳检察院曾做过表态，即案件已退回补充侦查，检察院尚无倾向性意见（http://www.scol.com.cn/focus/zgsz/20090513/200951373121.htm），记得类似的表态在杭州飙车案中也有出现，即交警部门在答复有关案件的定性时说，定交通肇事罪还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最后要由法院说了算，并且反复强调交通肇事罪也是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一类，言下之意是大家不用瞎操心控方的倾向性意见了，只要等法院最后的判决结果就好。因此，在作出上述表态之后，对于“捡金”案，并不妨碍检察院以涉嫌盗窃罪批准公安机关对梁丽逮捕，而对于“飙车”案，也并不妨碍公安部门以交通肇事罪开展侦查工作。
　　

　　但事实上，对于刑事案件，公安部门和检察机关的“倾向性”意见是必定会从一开始就存在的，并且会对案件的最后走向产生极大的影响。
　　

　　在梁丽捡金案中，只存在三种定性的可能，即盗窃罪，侵占罪，以及不构成犯罪。由于侵占罪属于告诉才处理的自诉罪，因此，只有盗窃罪才需要公安和检察院介入。而从梁丽被以涉嫌盗窃罪逮捕的那一刻起，实际上检察院已经存在了定性的倾向性意见，至于后面的退回补充侦查，也只能是要求侦查机关补充盗窃罪的证据，而断无可能补充侵占罪或无罪的证据，否则，就应当解除羁押作不起诉处理了。
　　

　　笔者一向是赞同司法机关独立办案的，特别是在案件处理完之前，不应当受到公众或相关单位人员的过多干涉（事实上，办案机关受到后者的干涉往往更为普遍）。而要独立办案，则必定要有自己的倾向性意见，不能因为公众的质疑就左右摇摆，甚至直接否认存在倾向性意见。事实上，如果检察院对移交审查起诉的案件还没有形成倾向性意见，又如何指导侦查机关补充侦查？又如何在法庭上与辩护人形成针锋相对的指控？因此，在笔者看来，检察机关完全不必遮遮掩掩隐藏自己的“倾向性意见”，越是如此，仿佛在公众面前树立了一种貌似公正的办案形象，反而越显得没有独立司法的底气，难免会引起更多的怀疑。
　　

　　不过，上述分析并不表明笔者认同检察机关对案件定性的判断。笔者看来，将梁丽拾金案定性为盗窃，是有违常理也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具体理由如下：
　　

　　首先，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梁丽对金饰的占有，源于捡，而不是盗。在刑法上，盗窃罪的构成必须符合秘密窃取的条件，而本案装金饰的盒子，完全是由于持有人的疏忽，遗忘在公共场所，更重要的是遗忘在梁丽负责打扫卫生的垃圾桶旁边，并且长时间无人看管，从常理来判断，这个盒子即使不能看成遗弃物，也应属遗忘物，因此，梁丽将盒子拿到洗手间存放并最后带回家的行为，只可能是拾捡，而不会是盗窃。
　　

　　其次，梁丽的行为不能因盒子里装有物品的价值差异而做不同的定性。如果盒子里装的是一个破损的玩具，想必公安机关是不会认定为盗窃的，但现在是价值300万的金饰，梁丽的行为是否就存在了质的差别？在笔者看来，由于当时持有人已经失去了对盒子的管控，任何在机场往来的行人都有可能将盒子带走，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种无人看管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该盒子包装良好，并且明确写明内装价值300万的金饰，梁丽的行为也不能构成盗窃。其对金饰的占有，仍属于无因管理的范畴，至于其后是否产生了据为己有的目的，并不能改变之前捡拾行为的性质。
　　

　　第三，更进一步来说，即使梁丽从一开始就明知该盒子装有金饰，并存在占为己有的目的，由于她是在公共场合，且盒子实质上处于无主状态下占有的，这也只能构成侵占的故意，至于能否按侵占罪定罪，也还要看是否存在“拒不归还”的行为。梁丽虽然事后没有主动归还失主，而是在公安机关做了长时间（仅20分钟）思想工作后被动交出，但这仍不符合“拒不归还”的特点。深圳大学的法学教授吴学斌认为，“梁丽把纸箱带回了家，这个结果就可以称为拒不交还了”（参见：女清洁工 捡 300万金饰案：律师激辩如何量刑http://www.ycwb.com.cn/news/2009-05/18/content_2137197.htm），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违常理。所谓“拒”者，一定是对应于“求”的，也就是说先有失主或司法机关的依法讨要，才有后面的“拒不归还”，断无可能梁丽连失主是谁都不知道，也没有听到任何索取通知的情况下，就单方面构成“拒不归还”了。相反，本案中，司法机关上门讨要后，梁丽并没有将金饰隐藏转移，而是当场就已经归还。这种归还，虽然在公安机关看来是做思想工作的结果，但在笔者看来，只要当时办案人员不是拿着搜查令过去的，没有采取合法的强制措施，梁丽即在自己的家里讲金饰主动全部交出，应完全视为主动归还。
　　

　　总之，笔者认为，从现有新闻披露的这些事实来看，梁丽的行为不仅不能构成盗窃罪，甚至连侵占罪也够不上。如果本案最终被司法机关认定为盗窃罪或者侵占罪，笔者认为，这将极大地影响正常的社会秩序。
　　

　　记得小时候的一首歌，“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但我们现有的法律除了对某些特定人员（如失物招领处工作人员）外，并没有“拾物必须交公，否则违法”的规定。事实上也不可能有这样的规定，否则，我们只要捡到失物，就将触犯该规定，除非“警察叔叔”能随时跟在我们身边。
　　

　　因此，拾物不交公的行为要是入罪的话，也是难以概括在盗窃罪或侵占罪之内的，而只能创造一种全新的罪名——拾金罪，即只要捡到有价值的东西，就可以构成。如此一来，本文开始提到的现象——“路不拾遗”真的是可能实现了。

旷继东
北京市金开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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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人民政府


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制止行政执法机关滥罚款的规定
四川省人民政府



为了保证行政、经济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实施，我省各级行政执法机关，按照国家和省的规定，对各种违法违章行为给予了必要的经济制裁。这对于保障国家、集体和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促进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维护行政、经济法律、法规和规章的严肃性，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是，在一些行政执法部门中，对经济处罚这种强制性的制裁措施缺乏正确的认识，滥罚款、任意挪用罚款的现象时有发生。主要存在三个问题：一是罚款规定有些乱，不仅地方各级政府有罚款规定，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和单位也自行规定罚款，造成了该罚与不该罚的界限不清；不少法规、
规章和行政措施只规定了罚款，而没有分别违法违章情况规定具体的罚款标准，尺度掌握难于统一。二是在执行罚款过程中，有的未严格按规定办，对同一违法违章行为的处罚畸轻畸重，甚至重复处罚；有些执法人员执行任务时，不佩戴标志，不出示证件，不出具罚款收据，手续不完备。

三是对罚款的收缴管理不严格，挪用、坐支、截留、私分的情况相当多，没有如数上缴国库。此外，由于滥罚款，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混水摸鱼，冒充执法人员，勒索群众，扰乱治安。
为了正确执行经济处罚，制止行政执法机关滥罚款，特作如下通知：
一、统一对经济处罚的认识。在行政执法活动中，对违法违章行为依法照章给予罚款处理是必要的。但应明确，罚款不是目的，不是唯一手段，执行机关要坚持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加强综合治理。
二、有法必依，有章必循。行政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必须是遵纪守法的模范，严格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正确运用罚款手段，不得扩大罚款界限。省人民政府和成都、重庆市人民政府可制定罚款规定。其他市、州人民政府和地区行政公署确需制定罚款规定的，应报经省人民政
府批准。在制定罚款规定时，应尽量统一罚款标准。各地区、各部门要对罚款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清理，对不合法律、法规、规章和本通知的罚款规定，要明确宣布废止。
三、加强罚款管理。行政执法人员行使罚款手段，除必须佩戴标志和出示证件外，还必须出具罚款收据，否则，当事人可以拒付。罚款收据由省财政厅统一制订，并建立严格的发放回收制度。所有罚款必须上缴国库，不提截留、坐支，不得隐瞒、私分。各级财政部门要加强对罚款的收
缴管理，督促各行政执法机关及时将罚款清缴入库。
四、加强对行政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的监督。行政执法机关要加强自身队伍建设，不断提高执法人员政治思想素质和业务水平，主动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各级财政、审计和其他有关部门，要认真履行监督检查职责，对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和行政措施滥施罚款或截留、挪用、私分罚
款等行为，依法给予严肃处理。人民群众对行政执法机关和人员在罚款过程中的违法乱纪行为有权检举、控告，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不得打击报复。



1987年5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