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森林植物检疫实施办法(1994年)
辽宁省人民政府
辽宁省人民政府令
第40号
现发布《辽宁省森林植物检疫实施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代省长 闻世震
一九九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辽宁省森林植物检疫实施办法
第一条 根据国务院《植物检疫条例》（简称《条例》，下同），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省境内森林植物和林产品的检疫工作。
第三条 省、市、县（含县级市、区，下同）人民政府林业行政部门是本行政区森林植物检疫工作的主管部门，其所属的森林植物检疫机构（简称森检机构，下同）具体负责森林检疫工作。
铁路、交通、邮政部门应当配合森检机构作好森林植物检疫工作。
第四条 森检机构的森林植物检疫人员（简称森检员，下同）专司森林植物检疫工作。森检机构根据需要可以在乡（含镇，下同）林业工作站、国营林场、贮木场、木材检查站及有关港口、仓库、车站聘请兼职森检员，协助森检机构开展工作。
第五条 森检员应当由具有林业助理工程师以上技术职称或者中等林业专科学校毕业、从事森林植物保护工作3年以上，并经省以上林业行政部门培训考试合格的人员担任。
兼职森检员应当经县以上林业行政部门培训考试合格，由省森检机构核发森检员证。
第六条 各级森检机构应当有计划地对森林植物检疫对象（简称检疫对象，下同）进行普查或者专题调查。县森检机构应当编制检疫对象分布至乡的资料，市森检机构应当编制检疫对象分布至县的资料，报上一级森检机构备案。
第七条 在发生特大疫情的地区，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在疫区边界要道设立森林植物检疫检查站，开展森林植物检疫工作。
第八条 省森林行政部门应当制定检疫对象的补充名单，在上报林业部门备案的同时，连同林业部下达的检疫对象名单一并下达，同时抄送铁路、交通、邮政、海关等有关部门。
第九条 森检机构对下列森林植物、林产品、必须实施检疫：
（一）林木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
（二）乔木、灌木、竹类；
（三）木材、竹材、藤条及其半成品；
（四）干果和市人民政府规定由林业行政部门管理的水果、花卉、中药材（含生药饮片）；
（五）国家规定必须实施检疫的其他森林植物、林产品。
前款规定的林木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调运前检疫，其他森林植物、林产品，运出发生疫情的县境前检疫。
第十条 对林木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以及水果、花卉、中药材（生药饮片除外），可以实施产地检疫。生产林木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以及水果、花卉、中药材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向所在地森检机构填报《产地检疫申报表》。森检机构应当定期实施产地检疫，并将检疫结果填入《产地检疫记录》。对带有检疫对象的，应当出具《检疫处理通知单》，限期进行除害处理，在规定期限内未进行除害处理的，森检机构可以代为除治。除治费用由责任者承担。
未进行除害处理或者除害处理不合格的，禁止出圃、调运。
本条第一款规定定期实施产地检疫的期限，由省森检机构根据森林植物检疫对象的生物学特性和发病规律确定。
第十一条 调运必须检疫的森林植物、林产品，必须履行下列手续：
（一）省内调运的，调出单位必须事先向所在地森检机构报检，经检疫合格发给植物检疫证书后，方可调运；
（二）外省调入的，调入单位必须事先按照省森检机构或者其授权的森检机构提出的检疫对象，向调出单位提出检疫要求，经调出省的省森检机构或者其授权的森检机构检疫合格发给植物检疫证书后，方可调入；
（三）调往外省的，调出单位必须按照调入省森检机构提出的检疫要求，向所在地森检机构报检，取得省森检机构或者其授权的森检机构发给的植物检疫证书后，方可调出。
森检机构对调运已经实施产地检疫的森林植物、林产品，可以根据《产地检疫记录》和当地疫情资料以及调入地区提出的检疫要求进行查核，确认合格的，发给植物检疫证书。
《产地检疫记录》和植物检疫证书不得伪造、涂改、买卖、转让。
第十二条 对已经检疫的待运或者调运过程中的森林植物、林产品，任何单位或者个人 不得擅自调换或者开拆其包装。
第十三条 对必须检疫的森林植物、林产品，一律凭植物检疫证书（正本）办理托运或者邮寄手续。无植物检疫证书的，铁路、交通、邮政部门和其他劳动单位、个人不得承运或者邮寄。
植物检疫证书必须随货运寄。无植物检疫证书或者货证不符的，铁路、交通、邮政部门不得付货，并应当及时通知森检机构进行处理。
第十四条 从国外引进（含交换、赠送，下同）林木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将省森检机构提出的对外检疫要求列入贸易合同或者协议文本。
对已经入境的，可能潜伏危险性病虫的林木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必须隔离试种，隔离试种期至少一年。森检机构对隔离试种的林木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应当跟踪观察和检疫。
对从国外引进的其他森林植物、林产品，在运出市境前，应当到市森检机构报检。森检机构应当查验其检疫手续，必要时可以复检。
第十五条 森检员对森林植物、林产品实施检疫必须执行林业部发布的《国内森林植物检疫技术规程》。
第十六条 森林植物检疫收费办法和标准，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 对执行《条例》和本办法取得优异成绩或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政府或者林业行政部门应当给予奖励：
（一）控制、扑灭检疫对象成绩突出的；
（二）研究、应用检疫技术有重大贡献的；
（三）举报违法调运森林植物、林产品有功的。
第十八条 对未办理森林植物检疫手续或者在报检过程中弄虚作假的，责令纠正，并处以100元至500元罚款。
第十九条 对伪造、涂改、买卖、转让《产地检疫记录》、植物检疫证书、印章、标志、封识的，没收非法所得，并处以500元至1000元罚款。
第二十条 对调运的森林植物、林产品无植物检疫证书或者货证不符的，应当予以封存、补检，可以并处500元至2000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应当没收其违法调运的森林植物、林产品。经检疫带有检疫对象的，应当进行除害处理，无法进行除害处理的，予以销毁或者责令其改变用途。
第二十一条 对国外引进可能潜伏危险性病虫的森林植物、林产品未进行隔离试种的，处以1000元至3000元罚款。
第二十二条 对待运或者调运过程中的森林植物、林产品擅自调换或者开拆包装的，责令纠正，并处以1000元至4000元罚款。
第二十三条 对违反本办法，引起疫情扩散的，处以3000元至5000元罚款；造成损失的，由责任者按照损失额予以赔偿；构成犯罪的，提请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第十八条至第二十三条规定的行政处罚，由森检机构决定并实施。
第二十五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按照《行政复议条例》的有关规定申请复议。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省林业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处发布之日起施行。1985年3月21日发布的《辽宁省森林植物检疫实施办法》同时废止。
质疑《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
作者：王荣律师，lawyer9900@126.com
今年3月21日，国务院制定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以下称《条例》）终于颁布，并将于今年7月1日正式开始实施。笔者粗略地阅读了该条例，在该条例即将实施之前，根据个人的理解，对《条例》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见和看法，欢迎各位参与探讨。
一、关于《条例》的立法依据和保险的性质问题
《条例》第一条明确了制定本条例所依据的法律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保险法》。因为《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具体制度由国务院制定。所以，为了配合《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实施，由国务院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授权制定本条例，是不存在任何问题的。但是，笔者认为根据《保险法》制定本条例，值得商榷。
根据《保险法》第二条的规定，《保险法》所规范的保险指的是商业保险。商业保险的特之一是保险条款（包括保险责任、责任免除等）由保险公司自行制定，并报保监会备案。虽然《保险法》第十一条也规定，法律和行政法规可以强制订立保险合同，但是这里强制订立的保险仍是指商业保险。而《道路交通安全法》所规定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不应该属于这种情形。它应该由国务院制定，保险公司的保险责任是按照法律规定执行。这种强制保险与《保险法》中规定的强制订立商业保险应该是不同的。强制订立的保险是商业保险，其保险责任是以保险公司条款所规定的保险责任为依据，而《据道路交通安全法》所规定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保险责任，则是完全是按照法律的规定来执行，保险责任并不由保险公司制定条款自行规定。
为了说明强制订立的商业保险与真正意义上的强制保险的区别，举例说明，其一，工伤保险。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为劳动者交纳工伤保险费，参加工伤保险。这个保险是真正意义上的强制保险，在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机构完全按照法律的承担保险责任，但该保险并不受保险法的调整；其二，旅行社责任保险。法律规定旅行社必须参加旅行社责任险，这个保险虽然是强制订立的，但却是商业性质的保险，保险责任是按保险公司的条款执行，并因为法律强制订立就改变这一保险的商业性。
另外，《条例》规定机动车强制保险业务实行“总体上不盈利不亏损的原则”。可见，机动车强制保险，不应该界定为商业性质的保险。因为商业保险属于企业的经营行为，而企业的任何经营行为都可能面临盈利或亏损的风险，如果以法律的形式保障这一业务既不亏损也不盈利的话，那就不是商业经营行为，而应该属于社会公益事业，或者属于社会保障事业。
因此，笔者认为机动车强制保险不应该属于商业保险，不应该以规范商业保险的《保险法》作为立法依据，这容易模糊人们对机动车强制保险性质的认识和理解，容易给司法实务适用法律带来困惑。
二、关于机动车强制保险的名称问题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七条规定“国家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
以上说明，《道路交通安全法》所规定的是“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但是本条例所规定的保险名称却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称机动车强制保险）。这也是使我感到纳闷的地方，这一保险在名称上为什么要与法律的规定不一致呢？！法律衔接上的不一致，很可能给我们理解和运用这一强制保险带来的了一定的困难。
三、关于由商业性的保险公司运作机动车强制保险的问题
《条例》规定中资保险公司经保监会批准，可以从事机动车强制保险业务，可能是担心保险公司集体拒绝承保这一业务，《条例》同时规定保监会有权强制保险公司从事机动车强制保险业务。
刚才，我已经分析了机动车强制保险并不属于商业保险，但是条例却规定由商业保险公司来从事这一业务，当然有其考虑，比如现有的商业保险公司机构健全、分布广泛、业务熟悉、人力物力上均胜任这一业务，等等。但是，商业保险公司毕竟是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按常理，一个精明的企业家是不可能去做一个根本不会盈利的经营项目。但是，条例却强制性把这一项业务交给商业保险公司承保。笔者认为这是有背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的。
首先，商业保险公司作为企业，是以追究盈利为目的，只有存在盈利的可能的项目，企业才会去经营，如果既不亏损也不盈利，那作为一家企业基本上就是在白干活，等于在是毫无意义的事情，或者说法律是在强迫企业做公益事业。
其次，企业真的会心甘情愿地做公益事业吗？在我看来，值得怀疑。对于一个企业来说，与其提供大量的人力物力去做公益事业，还不如抽调人力去做其他可能盈利的项目，这是企业家的本性决定。所以，我有理由相信保险公司不会心甘情愿地去做一项公益事业的。如果真是这样，今后可能出现的情况，很可能不是立法者所预期的效果。
四、关于“总体上不盈利不亏损的原则”的问题。
《条例》规定，机动车强制保险业务实行“总体上不亏损不盈利”的原则。笔者认为，基于在商业保险公司的运作强制保险的原因，很可能使“总体上不亏损不盈利”成为一纸空文，甚至可能成为保险公司获取利润的有力依据。
其一，保险公司作为当事人，最清楚其业务是否亏损或者盈利，这使得主动权完全掌握在商业性的保险公司手中。如果保险公司盈利，基于保险公司商业性的特点，它是不太可能主动调低费率的；如果保险公司确实亏损了，则一定会根据法律规定的“不亏损”原则要求提高费率。所以，最终的结果只可能出现“只盈利不亏损”的局面。
其二，即便保险公司盈利，保险公司一定有办法让监管部门相信其是亏损的。虽然条例规定，机动车强制保险业务要与其他保险业务分开管理，但是现实中能否分得开是一个问题，收入可以分开、保险赔款也可以分开，而管理成本的支出能分得开吗？保险公司其他业务如果占用了机动车强制保险的管理成本中（人力成本、业务用车、勘察成本等等），很多情况下是无法分清楚的。如果其他业务占用了机动车强制保险的费用，必然导致该保险业务的支出增加，最终能否真实地反映该业务的盈利和亏损情况，就大打折扣了。
其三，法律规定所谓“总体上不盈利不亏损”，仅仅是总体上讲，要落实到每一家保险公司，就可能有的保险公司亏损，有的保险公司盈利，就算我们的监管部门苛尽职守地履行监管义务，要评判是否总体上不盈利不亏损，这仍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
其四，实现告诉我们，由于各种利益因素等原因，监管部门根本不可能完全尽到监管义务，使得人们很难真正了解保险公司承保的这一业务到底是亏损还是盈利。
据此，我有理由怀疑这所谓的“总体上不盈利不亏损原则”是否真的能够得到落实，能够起到保护广大机动车强制保险投保人的合法权利。
五、关于统一的保险限额的问题
《条例》规定，机动车强制保险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一的责任限额。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身损害赔偿标准是不统一的。全国实行统一的保险责任限额，是否会出现因地域差异导致受害人获得赔偿权利的不平衡呢？比如2005年，深圳城镇人口的死亡赔偿金高达51.73万元，而陕西农村人口的死亡赔偿金则只有3.35万元，两者相差15倍。如果统一的保险赔偿限额，可以说这一限额可以充分地保障陕西的农村人口获得赔偿的权利，但是，深圳的城镇人口获得赔偿的就可能明显缺乏保障。这种强制保险制度的是否能发挥其预期的保障作用就令人担心。
保险限额的高低，确实是一个很难调和的矛盾。如果国家实行统一的保险赔偿限额过低，那么这一机动车强制保险制度的存在可能意义就不大了。因为现在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如果投保人购买的强制保险并不能完全或者大部分转嫁其可能承担的赔偿责任，那就可能使被还害人获得赔偿的权利丧失了保障，也增加了机动车车主和驾驶人的风险。如果机动车再另外支付高额的保险费购买商业三者险作为补充，就可能大大增加机动车车主的负担。保险限额过低，实际上就给保险公司留下了通过开展商业性的第三者责任补充保险来赚取丰厚利润的空间。但是，如果机动车强制保险的保险限额过高，则会增加赔偿标准较低地区机动车车主的负担。如果真出现这种局面，那机动车强制保险还有存在的意义吗？
所以，如何妥善地解决这些矛盾，也应该是条例要考虑的问题，但我们在《条例》中没有看到相关的规定。
六、关于《条例》第22条的问题
《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
(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醉酒的；
(二)被保险机动车被盗抢期间肇事的；
(三)被保险人故意制造道路交通事故的。
有前款所列情形之一，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造成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上述规定，实际上是保险公司免除承担保险责任的几中情形，这几种情形保险公司仅仅承担抢救费用的垫付责任，如果受害人死亡或者超过了抢救的费用，保险公司是不承担任何责任的。笔者认为这是不妥的，且违背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
第一，《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第76条）。根据该规定，只要发生交通事故，均应该由保险公司在保险限额内向受害人赔偿，并免赔情形。但是《条例》第22条的规定，却为保险公司设定了除外责任，明显违背了保障受害人依法获得赔偿的立法目的。
第二，本条规定的情形，虽然是由于机动车一方严重的过错造成的，但法律不应免除保险公司的赔偿。既然机动车参加了强制责任保险，而且这些情形是由于机动车的责任造成的，根据保障受害人获得赔偿的立法精神，应该由保险公司在保险限额内赔偿。当然，为了避免因保险公司代替机动车承担责任引发的道德风险，维护社会正义，法律可以赋予保险公司向侵害人代位追偿的权利。这样，既保障了受害人依法获得赔偿的权利，同时也没有免除侵害人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既有利于保险受害人获得赔偿，也有利于机动车增强法律意识，避免道德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