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印发《关于办理引渡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
外交部等
外交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印发《关于办理引渡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
1992年4月23日，外交部等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外事办公室、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司法厅（局），各驻外使领馆、团、处：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贯彻实施，对外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和人员往来日益增多，我国境内的一些刑事犯罪案件也呈现了国际性和跨国性的特点。有些人犯罪后潜逃国外，其中有的人还携有巨额赃款，也有一些人在外国犯罪后逃来我国。同时，贩毒、劫机、恐怖主义等跨国犯罪时有发生。这些犯罪活动给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带来了巨大危害，也影响了国际社会的安定。为了对这些犯罪活动实施有效的制裁，必须加强国家间的刑事司法合作，特别是引渡合作。
为给我国今后对外开展引渡合作以及签订引渡条约提供依据和基础，现根据我国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的实际情况，参考有关国际条约、国际惯例和外国立法的经验，制定了《关于办理引渡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执行中有何问题，请报有关主管部门。
此规定系内部文件，不对外公布。附件：如文。
附件：关于办理引渡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有利于进行国际引渡合作，确保对罪犯实施有效的法律制裁，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外国向我国请求引渡的案件和我国向外国请求引渡的案件，适用本规定。
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引渡条约或者载有引渡条款的其他国际条约同本规定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是我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
我国与外国相互协助以非引渡方式移交罪犯或者犯罪嫌疑人，参照本规定办理。
第三条 本规定下列用语的含义是：
（一）“请求国”是指向我国提出引渡请求的任何外国；
（二）“被请求国”是指我国向其提出引渡请求的任何外国；
（三）“主管机关”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
（四）“司法机关”是指在刑事案件中有权进行侦查、检察、审判、执行刑罚或者其他司法程序的机关；
（五）“逮捕证”是指我国或者外国司法机关签发的宣布限制罪犯或者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并对之予以羁押的法律文书。
第四条 根据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引渡条约或者载有引渡条款的其他国际条约，或者按照对等原则，我国可以与外国在引渡方面开展下列合作：
（一）相互协助把在本国境内发现而在对方境内被指控犯罪的人移交给该对方，以便对该人追究刑事责任；
（二）相互协助把在本国境内发现而在对方境内被定罪判刑的人移交给该对方，以便对该人执行刑罚；
第五条 办理引渡案件，不得损害我国的主权、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
任何外国对于我国提出的引渡请求附加额外限制的，我国在处理该国提出的引渡请求时，实行对等原则。
第二章 对外国引渡请求的处理
第一节 引 渡 条 件
第六条 对于外国向我国提出的引渡请求，只在该项请求所依据的行为依照该国法律和我国法律均构成犯罪，并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方可同意：
（一）对于旨在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的引渡请求，请求国法律和我国法律就该项请示所依据的犯罪所规定的法定最高刑至少为两年有期徒刑；
（二）对于旨在对罪犯执行刑罚的引渡请求，按照请求国法院所作判决，对该罪犯尚未执行的刑期至少为六个月有期徒刑。
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就特定犯罪规定缔约国有“或者引渡，或者起诉”义务的，该犯罪被视为符合前款规定的条件。
第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拒绝引渡：
（一）请求国提出的引渡请求所依据的犯罪属于因为政治原因的犯罪；
（二）请求国提出的引渡请求旨在对被要求引渡人因其种族、宗教、国籍、政治见解等原因而追究刑事责任或者执行刑罚，或者被要求引渡人在司法程序中的地位将会因上述原因受到损害；
（三）请求国提出的引渡请求所依据的犯罪只是请求国军事法规中所规定的犯罪，而依照该国普通刑法不构成犯罪；
（四）被要求引渡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五）被要求引渡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或者公认的国际法享有刑事管辖豁免；
（六）我国司法机关对被要求引渡人在该请求提出前已就同一犯罪作出最终决定，或者正在进行诉讼或者其他司法程序；
（七）依照请求国法律，请求国司法机关对请求引渡所依据的犯罪不具有管辖权。
第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拒绝引渡：
（一）我国司法机关对引渡请求所依据的犯罪具有管辖权，并且准备提起诉讼或者进行其他司法程序；
（二）依照我国法律或者请求国法律，对被要求引渡人因追诉时效已过或者赦免等原因而可以不予起诉或者处罚；
（三）旨在对被要求引渡人执行刑罚的引渡请求是基于一项缺席判决提出的，除非请求国保证引渡后将重新进行审理；
（四）由于被要求引渡人的年龄、健康或者其他原因，引渡不符合人道主义精神。
第九条 外国从我国引渡罪犯或者犯罪嫌疑人后，未经我国同意，不得对该被引渡人引渡前的并非引渡请求所依据的犯罪进行侦查、起诉、审判或者执行刑罚，也不得因上述犯罪将其再引渡给第三国。
请求国不承诺遵守前款规定的，我国应当拒绝该国提出的引渡请求；请求国在执行引渡后不遵守前款规定的，我国有权向该国提出交涉。
第十条 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就特定犯罪规定缔约国有“或者引渡，或者起诉”义务的，如果我国对于被指控或者被判定有该项犯罪的人决定不予引渡，应当依照有关国际条约的规定，将该人移送有关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我国拒绝向外国引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而该人的犯罪符合本规定第六条所列条件之一的，我国司法机关可以根据请求国的请求，依照我国法律规定的程序，对该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也可以按照对等原则，根据与该国商定的条件，执行该国司法机关对该人所判处的刑罚。
第二节 引 渡 程 序
第十一条 外国请求我国引渡须通过外交途径书面提出请求。引渡请求应当包括下列内容或者材料：
（一）提出引渡请求的机关的名称；
（二）被要求引渡人的身份情况，包括姓名、性别、国籍、外表特征及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住所或者居所；
（三）证明被要求引渡人身份的证件；
（四）引渡请求所依据的犯罪事实的概述和必要的证据；
（五）请求国法律中规定该行为构成犯罪的条文，以及在必要时对该条文所作的解释；
（六）旨在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而向我国提出的引渡请求，必须附有逮捕证副本；旨在对罪犯执行刑罚而向我国提出的引渡请求，必须附有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或者裁定书的副本，以及该国法院判决时所适用的法律条文文本。如果对罪犯已经执行部分刑期，还应当附有有关证明材料。
引渡请求及所附材料应当经提出请求的机关签署或者盖章，并附有中文译文。
第十二条 两个以上的外国对同一人向我国提出引渡请求的，由我国依照本规定决定是否接受其中一个国家的请求。
第十三条 我国收到外国提出的引渡请求后，认为尚缺乏必要的材料的，可以通过外交途径要求请求国在指定的期限内提交补充材料。请求国不能在该期限内提交补充材料的，视为自动放弃请求，但是不妨碍该国就同一事项再次提出请求。
第十四条 我国收到外国提出的引渡请求后，认为该项请求符合本规定第十一条的要求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部通知被要求引渡人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分院（市、州的人民检察院）或者同级公安机关对被要求引渡人采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必要的强制措施，以避免被要求引渡人脱逃。采取强制措施的条件、程序以及对被要求引渡人的权利保障等，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第十五条 在紧急情况下，请求国有关机关在正式向我国提出引渡请求之前，可以通过外交途径或者国际刑警组织，或者通过邮寄、电报、电传等联系方式，向我国书面提出对被要求引渡人采取临时强制措施的请求，并告知即将提出正式引渡请求。采取临时强制措施的请求应当包括提出请求的机关名称、被要求引渡人的姓名、性别、国籍、外表特征及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住所或者居所以及有关犯罪事实的概述，并应当提交逮捕证或者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或者裁定书的副本。
我国收到外国有关机关提出的采取临时强制措施的请求后，认为该项请求符合前款规定的要求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部通知被要求引渡人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分院（市、州的人民检察院）或者同级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对被要求引渡人采取临时强制措施。
我国司法机关在作出采取临时强制措施的决定后，应当立即就这一情况向有关主管机关提交书面报告。
我国司法机关对被要求引渡人采取临时强制措施后一个月内，请求国尚未提出正式引渡请求的，应当立即撤销对被要求引渡人采取的临时强制措施。上述期限可以应请求国的请求予以延长，但是延长期不得超过一个月。
第十六条 如果我国司法机关对被要求引渡人予以羁押，而该人不是请求国国民，也不是无国籍人，我国有关机关应当依照我国与该被要求引渡人本国缔结的领事条约或者依照国际惯例以及我国有关规定，将羁押该人的理由及羁押地点通知其本国驻我国的大使馆或者领事馆。
第十七条 我国司法机关对被要求引渡人予以羁押后，请求国撤销或者放弃引渡请求的，应当立即将该人释放，并不再受理请求国对该人就同一犯罪再次提出的引渡请求。该人因其被羁押所产生的一切损害后果应当由请求国负责。
第十八条 被要求引渡人在其被告知该项引渡请求之日起十五天内，有权自行或者委托中国律师向主管机关提出反对引渡的理由。
第十九条 对于外国向我国提出的引渡请求，由外交部与其他有关主管机关商议后，可以作如下处理：
（一）决定同意引渡的，应当通过外交途径将决定通知请求国，与请求国协商约定执行引渡的有关事宜；
（二）决定拒绝引渡的，应当通过外交途径将决定通知请求国，说明拒绝的理由；
（三）我国收到外国提出的引渡请求时，我国司法机关正在对被要求引渡人因其并非引渡请求所依据的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或者执行刑罚的，可以在对该被要求引渡人的司法程序进行完毕或者该被要求引渡人服刑期满之前，暂缓对该项引渡请求作出决定，并通过外交途径通知请求国。
暂缓引渡可能导致被要求引渡人因丧失时效等原因逃脱处罚的，可以应请求国的请求，对该项引渡请求进行审查，并在认为可以引渡的情况下决定对该人予以临时引渡。临时引渡后，请求国一旦结束对被引渡人的刑事司法程序，应当立即将该人送回我国，以便我国有关司法机关继续对其完成司法程序。
第二十条 请求国无正当理由，在约定的执行引渡之日起十五天内不接受被要求引渡人的，视为请求国放弃引渡请求，我国有关主管机关应当立即通知有关司法机关撤销对该人采取的强制措施。
第三节 其 他 规 定
第二十一条 在同意引渡的案件中，我国可以应请求国的请求，在不违反我国法律的前提下，向请求国移交已查获的被引渡人在引渡请求所依据的犯罪中的犯罪工具和非法所得等财物。
如果上述财物对审理我国境内的其他未决刑事诉讼案件是不可缺少的，可以暂缓移交，并通过外交途径将此项决定通知请求国。
移交上述财物不得违反我国有关法律规定，不得侵害我国境内与上述财物有关的任何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第二十二条 我国引渡给外国的人在其被外国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或者服刑期间逃回我国的，可以根据该外国重新提出的引渡请求予以引渡，无须对该请求作重新审查。
第二十三条 外国之间进行引渡需经过我国国境的，除其搭乘的飞越我国领空的班机不在我国境内着陆外，有关国家应当依照本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事前向我国提出过境请求。过境请求必须附有对被引渡过境人的卫生检疫证明。
外国提出的过境请求有本规定第七条所列情形之一的，或者被引渡过境人属于我国有关卫生检疫方面的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禁止入境或者过境的，应当拒绝该项过境请求。
第二十四条 在办理引渡、过境和依照本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移交财物等事宜的过程中所产生的费用，除另有协议外，应当由请求国负担。我国有关机关需要请求国偿付有关费用的，应当将出具的付费通知单及付费方式，通过外交途径通知请求国结算。
第三章 向外国提出引渡请求
第二十五条 我国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公安机关或者司法行政机关向外国提出引渡请求，应当分别通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或者司法部将请求书以及有关材料转交外交部，由外交部向被请求国提出。
在紧急情况下，有关机关可以在正式提出引渡请求前，分别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或者司法部通过外交途径或者国际刑警组织，或者通过邮寄、电报、电传等联系方式，请求外国司法机关对被要求引渡人采取临时强制措施。不是通过外交途径发出请求的，发出请求的机关应当在发出请求的同时将情况告知外交部。
上述请求书以及所附材料应当依照本规定第二章第二节的有关规定提出；被请求国另有特殊要求的，由外交部负责通知有关机关。
第二十六条 我国有关机关接受外国引渡给我国的罪犯或者犯罪嫌疑人后，未经被请求国同意，不得对该被引渡人在引渡前的并非引渡请求所依据的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或者执行刑罚，也不得因上述犯罪将其再引渡给第三国。
被引渡人在我国允许其离开中国境内之日起十五天内有机会离境而不离境的，或者离境后又自愿返回的，即丧失前款规定给予的保护。
我国请求引渡时已经就被要求引渡人的定罪、量刑或者执行刑罚等事项向被请求国作出承诺的，我国司法机关在对该人追究刑事责任或者执行刑罚时应当受该项承诺的约束。
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自通知之日起施行。
1885年加拿大“西北平叛”中的军事法实践
朱雁新
1885年“西北平叛”，是加拿大自治领成立以来第一次采取的真正意义上的军事行动。这次平叛行动中成功的军事法实践，在加拿大军队法治化进程中具有奠基作用和里程碑意义。重温这段历史，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加拿大军队法治化的历史轨迹，而且对于我军当前全面推进依法治军进程亦有很好的启迪作用。本文主要对19世纪加拿大自治领军事法的产生、军事法教育和“西北平叛”部队的军事法实践作一介绍和分析。
一、19世纪加拿大自治领军事法的产生
16世纪后，法、英殖民主义者侵入北美大陆，1763年加拿大沦为英国殖民地，英国军事法开始在加拿大殖民军中适用。18世纪末，加拿大爆发争取独立的运动，1867年获得自治领地位，该国民兵组织开始建立自己的军事法制。但由于受到英国长达一个多世纪殖民统治的影响，加拿大自治领的军事法渊源并直接产生于英国军事法。
（一）19世纪加拿大军事法渊源于英国军事法
英国军事法自中世纪中期至19世纪，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发展阶段：中世纪中期—1689年为英国（封建制）军事法的形成时期，这时的军事法称为英国古代军事法；1689年—1881年为英国资产阶级军事法初步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军事法则称为英国近代军事法。这两个阶段的英国军事法构成了19世纪加拿大军事法的历史渊源。
英国古代军事法起源于传统、习惯和实践。有记载的第一个英国军事法庭可以追溯到中世纪中期。1066年法兰西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英吉利王国并加冕为国王，盛行于中世纪欧洲大陆的骑士法庭制度开始在英国建立，成为诺曼王朝时期英王维护军纪的主要手段。1279年英王爱德华一世颁布法令，根据该法令，国王对军人的军事犯罪享有排他性司法管辖权，“保安长官和最高军务官法庭”代表国王掌管军事法。当国家遇有战事需要临时召集军队远征或者参加战役时，国王根据保安长官和最高军务官的建议发布《战争条例和训令》，这是这一时期英国军事法的主要形式。英国都铎王朝时期（1485-1603），保安长官和最高军务官法庭的权力日渐衰落。1521年保安长官因犯有叛逆罪而被处以斩首，国王从此收回了保安长官的权力。后来，专门审理军事犯罪的权力由一个特别委员会接管，该委员会也称为军事法庭。十七至十八世纪，为适应殖民战争的需要，英国议会多次颁布《战争法典》，专门适用于英国海外驻军。军事纪律是《战争法典》的主要内容，包括单纯的军事犯罪和军事刑罚方法，前者主要有违抗命令、临阵脱逃、逃离部队等罪名；后者主要包括死刑、废除肢体、笞刑以及没收财产等军事刑种。英国这一时期颁布的《战争法典》，在与法国争夺加拿大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688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取得了胜利。1689年驻守英国北疆的英军部队发动兵变，这一事件使得军队的纪律问题成为英国武装力量建设的焦点。为解决该问题，新掌权的英国议会颁布了《陆海军违反军纪惩治条例》。该条例是英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军事法典，它的颁布，标志着英国近代军事法的开端。此后一个多世纪里，《陆海军违反军纪惩治条例》多次被修订，但其适用范围一直囿于英国本土军队。1802年议会扩大该条例的适用范围，自此，该条例开始与《战争法典》共同适用于驻扎在北美要塞的英军和加拿大新不伦瑞克、新斯科舍省、爱德华太子岛的民兵。根据《陆海军违反军纪惩治条例》和《战争法典》的规定，英军军事法庭分为两种，即初级军事法庭和高级军事法庭。初级军事法庭由一名上尉军官和两名中尉军官组成，审理较为轻微的军事犯罪案件。高级军事法庭由军官组成，人数不得少于13人，审理较为严重的军事犯罪案件。
19世纪英国军事法发展的主要特点是改革军事法。由于当时军事法律规范杂乱无序，个别程序有失公允，军官的法律水平参差不齐，对军官实施军事法的指导不够充分，因而，军事法的运用并不统一，团与团之间军事法的实施情况迥然不同。①针对上述问题，英国政府分别于1835年和1867年两次成立皇家专门委员会，授权其对军队中军事法的实施状况展开调查。委员们经过广泛调查提出了一些改革建议，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进行军事法典的编纂以改变军事法杂乱无序的状况；二是编写一本关于军事法的官方教科书，作为军队在本土和海外执行军事法的指导。上述建议均为英国政府所采纳，国会于1789年将《违反军纪惩治条例》和《战争法典》合二为一，颁布《陆军纪律与管理条例》。②同年，在国会的主持下，英国开始编写一本军事法手册，这部手册涵盖了军事法的历史、军事犯罪与处罚、逮捕权、军事法庭、证据法、适用于士兵的刑事法律、军事法庭和民事法庭的关系、军队的组成、征募法、战争法与习惯等内容，③成为军官、士兵和律师研习军事法的珍贵资料。尽管加拿大自治领在上述革新措施出台前已经建立，但其改革思路对新生的自治领创建自己的军事法制，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与指导作用，如英国在《陆军纪律与管理条例》中确立了指挥官对被告的即决审判制度，该制度随后为加拿大所借鉴。
（二）19世纪加拿大军事法以英国军事法为蓝本而建立
19世纪50－60年代，加拿大在英国的支持下进入了谋求联合和争取自治的时期，1867年英国议会通过《不列颠北美法案》。该法案规定，上、下加拿大和新斯科舍和新不伦陆克联合成立加拿大自治领，自治领政府自行承担防务职责，并有权在和平时期保持武装力量。随着自治领政府的成立，殖民地时期分散的地方性民兵组织趋于统一，为全国性民兵组织所取代。
作为军队职业化和军事法本土化努力的一部分，加拿大议会于1868年颁布了加拿大有史以来第一部军事法典《民兵法》。该法典主要依据英国《陆海军违反军纪惩治条例》和《战争法典》而制定，在军事犯罪与处罚、逮捕权、军事法庭、证据法等方面，基本沿用了英国法的规定。同时，加拿大议会也结合本国国情在《民兵法》中做了少量的特殊规定。例如，该法规定了四类可以参加民兵组织的人员，将民兵组织划分为志愿民兵和预备役民兵两大类，将全国划分为若干军事区域，参加民兵组织的人员必须定期参加军事训练，等等。此外，为了防止该法因借鉴过多而在适用中可能出现脱离国情的问题，加拿大议会还在《民兵法》中专门授权国防部，在该法典的实施过程中可以根据具体需要发布有关的条例和训令。
1868年《民兵法》以英国军事法为范本而制定，最大程度地利用了英国军事法的资源，从而有利于自治领政府将有限的财力和更多的精力用于解决严峻的国计民生问题，这也体现了当时加拿大政府的“最低限度国防战略”。根据这一战略需要，自治领政府和人民更加倾向于将本国民兵组织视为英国的地方军或者志愿军，由此导致在适用军事法方面，部分战区的野战部队除了适用本国法以外，还直接适用英国军事法中有关军事纪律的条款。这些观念和做法在今天看来，似乎有损于他们来之不易的自治领地位，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仍不失为一种现实、可行的做法，体现了新的当权者极大的政治智慧和勇气。
总之，1868年《民兵法》的颁布，为加拿大自治领武装力量建设提供了“治军之制”，为平时规制民兵的军事训练和战时实行严格的战场纪律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也为民兵组织学习军事法提供了基本的教材。
二、19世纪加拿大民兵组织的军事法教育
19世纪，加拿大自治领在民兵组织中广泛开展了军事法教育。在教育内容和方式上，主要包括军官在军校学习期间军事法理论与实践并重的正规教育，以及士兵在集训期间军事法知识的普及教育和军事法素养的养成教育。
（一）军官的军事法教育
19世纪晚期英加两国军队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开始向职业化转变，军人的教育程度、知识水平和从军经验逐渐取代了原来的家庭背景、财富和社会地位等因素，军人的职业素养有了很大提高。基于提高军官军事法水平的需要，加拿大自治领在军官中开展了正规的军事法学教育，同时还将军事法知识作为军官的任职资格要求，军官的逐级升迁以通过难度逐级提高的军事法考试为必要条件。
加拿大民兵最初的军事法教育来自驻加的英国军校，但《华盛顿条约》签署之后，英国从加拿大撤回大部分军队，军校也随之被关闭。加拿大政府随后以两个炮兵连为依托，在英军的指导和帮助下新建了两所炮校，继续在军官中开展军事法教育。炮校的第一任负责人是英国政府委派的两位英国军官，他们为学员开设了12个月和3个月两种不同学制的课程，所开课程几乎完全参照英国皇家军事学院，力图使学员对有关技术、军事和管理的知识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同时教员也有来自英国教学单位的军官，其实践经验丰富，所以，学校最初尽管人数不多，但教学质量很高。在军事法教学方面，学校要求学员熟练掌握《民兵法》、《民兵条例》、《女王条例和训令》、《战争条例》等适用于加拿大民兵的军事法，以便他们毕业后成为军事法的传播者。炮校的出版机构还印刷了军事法问答和炮兵纪律手册。这两所炮校还承担了其他兵种（如步兵）的军事法教学，它们为加拿大早期高素质军官的培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876年6月，自治领政府决定组建皇家军事学院，该军事院校是加拿大自治领早期为军官提供军事法学教育的另一个重要机构。由于受到美国西点军校的影响，该军事院校开设的课程不但包括军事方面的，还涉及到了非军事领域。向学员讲授的军事法知识主要包括有关士兵的特别法、英国军事法历史、军事犯罪与处罚、军事法庭的组成与运作、证据法等。道格拉斯·琼斯少校（Major Douglas Jones）是该学院一位出色的军事法学教授，他原是英国皇家炮兵军官，于1879年夏来到加拿大。由于实践经验丰富，他将军事法学课程扩充为包括军事法庭规则、军事法与普通法比较、审前预备程序、军事审判程序、加拿大民兵军事法、调查法庭等诸多门类的教学体系。琼斯少校还编写了《军事法释义》，该教材大大开阔了学员的视野，并成为学员进一步学习的重要资料。①
1884年加拿大自治领又相继成立三所步兵学校和一所骑兵学校，分别开设有学制不同的军事法课程，又进一步推动了军官军事法教育的发展。此外，历任加拿大国民军总司令也十分重视民兵组织中军官的军事法教育，他们多次向政府强调军事法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具体的加强军事法教育的建议。
这一时期的许多军校在讲授军事法知识和开展军事法理论研究的同时，也注重提高军官的军事法实践能力，为此，对英国传统的军事法教学方式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例如，魁北克的一所军校要求军官必须在区域军事法庭实习，并在实习结束时作出书面报告。这种做法对军事法的教学和理论研究又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加拿大自治领对军官的军事法教育蓬勃发展，造就了一大批军事法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丰富的军官，这为军事法在民兵组织中普及并得到普遍遵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西北平叛”中的军事法实践做到了周密的组织准备。
（二）士兵的军事法教育
加拿大自治领的军事法教育是士兵军事训练科目的一项重要内容。西北平叛之前，根据当时的《民兵法》，加拿大民兵须每两年接受一次包括炮术、常规武器和军事法等科目的军事训练。在军事法知识教育方面，士兵在接受训练期间，军官不仅召集士兵集中学习军事法知识，而且还要求士兵在空闲时间自学军事法。士兵的自修读物主要是《民兵法》、《民兵条例和训令》、《军事法手册》以及各种有关军事法的私人出版物，其中最流行的是一本包括军队纪律、军事法庭、侵权、起诉、辩护等内容的书籍。尽管指导读物不尽统一，但大多数士兵通过学习，对军事法有了基本的了解，知晓了在战争环境下哪些属于违法行为、哪些属于合法行为，悉知了他们所应当承担的军事责任和义务。在军事法素养的养成方面，士兵在被征召的第一天就被告知开始受到军事法的约束。在集训期间，对士兵不假外出、违抗命令、疏于职守等违反军事纪律的行为，其指挥官或上级指挥官有权对其进行即决审判；②对于士兵严重违反军纪的军事犯罪行为，指挥官有权将其送交军事法庭审判。加拿大民兵组织中对集训期间违反军纪的士兵实行严格的军事纪律，建立并维护了军事法的权威，对受到惩处的士兵和其他士兵起到了很好的警戒和教育作用。以上两个方面，为“西北平叛”中的军事法实践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三、1885年“西北平叛”部队的军事法实践
（一）军事法在平叛行动中的运用
1885年3月18日，路易斯·瑞尔与加拿大西北部红河山谷的混血人居住者揭竿而起，①发动了针对自治领政府的叛乱，并在南萨斯喀彻温河沿岸小镇巴托西（Batoche）成立临时政府。自治领政府为了防止此次叛乱激起该地区其他土著人以及混血人新的叛乱，从东部迅速调遣民兵部队前往镇压。国民军总司令弗雷德里克·米德尔顿（Frederick Middleton）少将全权指挥了这次平叛行动。平叛部队经过数次战役击溃了以逸待劳的叛军，瑞尔及其临时政府宣布投降。
事实上，平叛部队在开展军事行动以前，面临着诸多不利因素，譬如，民兵由商人、银行职员、农民、律师、学生、退伍士兵等人员组成，成分极为复杂，民兵作战经验欠缺、武器配备低劣和后勤保障乏力，等等。②对此，米德尔顿将军在起义爆发之初曾对民兵部队的作战能力产生了怀疑，并建议请求英国派遣正规军帮助平叛。但自治领政府拒绝了他的建议，坚信民兵能够取得胜利，并向米德尔顿将军下达了简短的命令：执行法律并镇压违抗法律的一切武装行为。米德尔顿将军受令以后，使得紧急的军事行动转变成为平叛部队在战场上实践军事法的活动。米德尔顿将军作为国民军总司令，尽管拥有相当大的权力，有权采取一切认为必要的手段，但他在平叛行动中高举执行军事法的旗帜，有效弥补了平叛部队在其他方面的不足，极大地提升了部队的战斗力。可以说，这次平叛行动的速战速决，是运用军事法的胜利。
军事法在“西北平叛”中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平叛部队内部实行严格的战场纪律。这又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其一，实行禁酒令，所有人员不得持有和饮用任何酒类，违者将受到严惩。这项规定在平叛行动中很好地得到了执行；其二，在对待容易导致案件的一些潜在因素方面，灵活采取了处置措施。比如，在行军和冲突中，经常有士兵因焦虑或疲劳而精神紧张乃至失态，此时指挥官更多的是给予同情、关怀，而不是开庭审判或者惩罚；其三，各级指挥官依据《民兵法》处理了各种类型的违纪行为，对于违抗军令、渎职、不当持有武器装备、盗窃军用物资、枪支走火等军事犯罪行为，经即决审判并确认有罪之后，当场给予处罚；其四，限制传统上被认为是合法的某些损害军民关系的习惯做法，获得了当地居民的同情和支持。根据当时的习惯法，军事行动中作战部队有权损坏私有财产，并可从居民手中获取必要的补给。但米德尔顿将军发布命令，除非经上级允许，士兵不得在行军途中进入民房和农田，士兵从居民手中获得补给的数量必须受到限制，并且要悉数上交于指挥官，违者将受到严厉惩罚。而叛军却大肆掠夺他们可以得到的一切物资，他们的做法激起了当地居民极大的不满。
其次，在对敌使用武力和对待叛乱地区居民方面，严格执行人道主义法。根据当时的战争法，一旦战斗开始，士兵对与军事行动有关的杀戮行为不负责任，除非过于残忍或是有意行恶；可以对居民区实施打击、俘获财物以及对非战斗人员当场处罚，甚至有权屠杀敌方居民。在普法战争和美国内战中都有这样的先例。①19世纪的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认为，在战争环境下法律的约束是毫无意义的，由战争发展状况和指挥官决定的“军事需要”是限制战争的唯一法则。②但米德尔顿将军却推崇雨果·格劳秀斯的观点，即军事行动必须受到限制，其程度要与击败敌人的目的相适应。米德尔顿将军还认为，政府军所面对的是对政府不满的本国公民，而不是外国侵略者，平叛部队的军事行动尤其应当受到人道主义法的严格限制。因此，他命令作战部队尊重叛军的休战旗帜、公正友善地对待叛军俘虏、准许叛军按照约定的方式投降等。人道主义法的运用在避免冲突升级上起到了重要作用，从而战斗的残酷性大大降低。
综观全局，平叛部队在西北地区的军事行动使平时的军事法学习和理论研究落实到了战争实践中，军官和士兵在战斗中的表现极为出色。平叛部队在军事集结和作战中严格遵守军纪，对叛乱地区的女人和财物秋毫无犯，尊重非战斗人员并从未杀害俘虏，很少发生需要由军事法庭审理的诸如谋杀、强奸、暴力侵犯等严重军事犯罪案件。
（二）启示
综观1885年“西北平叛”，平叛部队以执行军事法为旗帜，显示出了强于叛军的战斗力。平叛部队始终军纪严明、严守纪律、遵守作战规则，犯罪率极低，这对战斗力的形成和维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些对于一支由民兵组成的非正规军来说，并非偶然。当时的领导者坚信，军队的战斗力源于严明的军事纪律，而严明的军事纪律则源于军事法的发展、普及和应用。故此，自治领政府于成立之初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军事立法活动，并在军事法教育方面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平时军事法教育的普遍开展，使得军官和士兵的军事法素质得到显著提高，这为战时军事法规范的普遍遵守和战场纪律的维护提供了必要条件和基本保证，平叛部队的战斗力以及军事行动的可预期性因此得到了大幅度提高。总之，和平时期自治领政府在军事立法和军事法教育方面的投入，使得这次平叛行动受益匪浅。“西北平叛”中军事法的成功实践，坚定了加拿大军队走法治化发展道路的信念，在该国军队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对我军正在进行的军事斗争法律准备工作，在着眼于战争需要的军事立法、军事法教育和可能的战时军事法实践等方面，也都具有很好的借鉴价值。
① British Parliament, `Report from His Majesty's Commissioners for Inquiring into the System of Military Punishments in the Army,' Parliamentary Papers, 22(1836).
② 该条例两年后被《陆军法》所取代。
③ War Office, Manual of Military Law (London: H.M. Stationery Office, 1884)..
① Richard Arthur Preston, Canada's RMC: A History of the Royal Military College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9): 16-18.
② 当被告的指挥官怀疑被告实施了一项军事犯罪，有权立即对被告进行独任审判，审判程序简单，可以当即进行处罚，被告不得上诉。
① 路易斯·瑞尔（Louis Riel），曾在争取土地权利的反抗中组织了红河山谷的印第安人和白人的混血人居住者(1869年)，1885年起义失败以后，被加拿大当局逮捕并处死。
② Brereton Greenhous, `Batoche, 1885,' Canadian Defence Quarterly, 15(Summer 1985): 41-46.
① United States War Department, The Military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97): 779-799. Richard Shelly Hartigan, Lieber's Code and the Law of War (Chicago: Precedent Publishing, 1983).
② Anatol Rapoport, ed., Carl von Clausewitz: On War (London: Penguin, 1968): 101. Daniel J. Hughes, ed., Moltke on the Art of War: Selected Writings (Novato, CA: Presidio, 1993): 23-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