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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案例到刑法再由刑法回到案例的往返路径并非一种简单的复制,在其过程中经由案例发现了规则,创制了刑法；同时案例也将“人”从刑法的虚构中拉回现实,进而使刑法应有的人文气质得以彻底释放
　　
　　□王立志

　　刑事立法是将对生活中真实案例归纳之后,将其高度抽象而形成刑法理论；刑事司法则是对概括性的理论演绎之后,将其适用于具体案例当中。然而,从案例到刑法再由刑法回到案例的往返路径并非一种简单的复制,在其过程中经由案例发现了规则,创制了刑法；同时案例也将“人”从刑法的虚构中拉回现实,进而使刑法应有的人文气质得以彻底释放。
　　案例对刑法发展进化的作用。案例研究在刑法学研究中有着重要地位。英美法系国家,判例是刑法的主要法律渊源。大陆法系国家,尽管不承认法官的造法作用,但只要想及期待可能性就不能不强调缘起于1897年3月3日德意志帝国第四刑事部关于“绕缰之癖的莱伦芬格”的癖马案,其判决对德国刑法责任理论形成的奠基性作用。
　　“法是人民精神的表现——栩栩如生存在着的并非是各种单一的法的原则,而是各种法律制度在其有机的互相联系中的生动活泼的观察。”从法的生成的角度看,其一直是沿袭一条“生活——高于生活——再回到生活”的固定逻辑进路。“思想的过程不是单向进行,毋宁是对向交流的,质言之,一方面是由一般的法律思想趋向于——应依其而为判断的——事例；另一方面则是有此等事例,经由典型的事例及比较特定的法律思想,而趋向于此一般原则。”案例是法学研究深扎于社会生活土壤中的根系,而制定法则是已经长成的粗大树径。根系的发达固然离不开树叶枝干通过光合作用所提供的能量,但若无根系的养分支持,树叶枝干也无从成长。故此,刑法的生命不仅在于逻辑,更在于对案例,对生活的真切把握,不能把案件事实与法条间的“眼光之间的往返流转”仅想象为只是判断者视角的转变,其更是刑法在思辨和哲理中自我成长的必然。
　　案例是刑法与社会生活发生联系的唯一链接,刑法也只能从案例中获取更多的期待,因此,案例背后的“法律的知识背景与价值背景,法律思想的人文内涵,法律精神的文明向度,主要非法学家的学术对象,亦非法学家所能独立回答,但却是法学家所不可不察,更是杰出的法律思想家所当深思竭虑的。”而这一切都与社会生活有关,也只能从其中寻求答案。
　　而只有生活才是富有创造性的,我们不仅要为法官不拘形式的睿智和机敏而赞叹,也当为犯罪人的想象力与独创精神而折服。案例永远走在法律前面,法律虽然是判决本身的唯一和独一无二的源泉,但其发展恰恰在于犯罪人突破常规的大胆和法官开掘心智的创见,进而发现“行动中的法律”,及其法律后面的“事实”,因此,犯罪人和法官才是法的真正创造者。整个法律书写过程是在犯罪人与法官在具体案例的较量中完成,立法者只是如实地复述,凝炼而为法意,完型而成规则。离开案例的滋养,缺乏犯罪人的灵气和法官的睿智,制定法将很快枯萎僵死。
　　案例对刑法人文气质的珍视。科学思维就是对现存的东西的支配,办法是我们把现存的东西置于各种概念之下,在法律科学中也是如此,人们凭借较少的概念控制着法世界。然而,“科学只能提供我们每个人外部特征的统计意义,科学绝不把我们每个人都当做一个‘唯一’来看待,因为后者不再是‘科学’的精神,而是‘人文’的精神。”同样,任何概念都是危险的。凡是概念必定出于特定视角,而视角必然包含特定时空中特定人物的情感、理性和独断,包含着他们的希望和恐惧,风尚和欲望。因此,概念的本身事实上只是一种镜像,从特定的,甚至是武断的角度对现象进行类型化的描述,记载着了讲述者自己话语中所摆脱不掉的成见。
　　同样,刑法仅是对高度抽象化的社会生活的一种反应,立法者视线中没有具体而微的真实精细场景,其所看到的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公民群体而非鲜活生动的个体。因此,刑法只能是对生活的一种虚构,对个体的视而不见。
　　而“这种(抽象的)方法,无论它得到多么系统、详尽的阐述和机智的辩护,淹没了活生生的细节,使之成为僵死的模式:我们在追求形而上学的存在,即大写的人；为了这个目的,我们牺牲了我们实际遇到的经验的存在,即小写的人。”由于抽象性的存在,使得人性被埋没于理性与理智之中。而“理智总有片面性的危险,它类似本能,会千篇一律地对待它所遇到的周围的一切事物,会到处运用康德、费希特、谢林和博格森只容许它在死寂的世界中应用的那种方法,会像对待死尸一样来试图对待生命和意识。”
　　纯粹的理性虽然离灵魂很近,但离尘世太远,我们都是尘世的人,更应该体会生活的真实。无论是对于法官还是当事人的心理启示来讲,一个真实案例显然要比凝结着智慧和理性的法条更生动,更具感召力。案件的具体性与鲜活性昭示着生命个体的存在。而“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关系,任何科学不论离人性多远,它们总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
　　故此,在发展了阳春白雪的刑法精神品格及其艰深晦涩学理言说之后,刑法的世俗性也必须得以强调。案例研究是对刑法入世的一种阐释方式和实在解说,从案例中发现个人的存在,刑法同生活距离也就不再遥远。而当主体性、个性、自我意识、创造性这些体现人文气质的理念以案例的方式进入刑法的视野中时,刑法视域的单向性与封闭性将就此打破,刑法将会更加生机勃勃,气象盎然。
　　在无限多姿多彩始终变动不居的事件之流面前,任何思想都是贫乏与浅薄的,但我们有的并非只有浓郁不散的惆怅和哀愁,生活会给我们勇气和方向。就此,案例之于刑法如同人生之于思想将有同样的价值与意义。
3月19日上午，轰动全国的石柏魁故宫盗窃案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院一审宣判。法院以盗窃罪判处石柏魁有期徒刑13年，并处以罚金13000元，剥夺政治权利3年。石柏魁所犯的盗窃罪在我国刑法中本是没多少争议的罪名，但是却因为盗窃是发生在故宫才震惊全国，引来媒体的广泛关注。正因为故宫在我国所具有的特殊意义，才引发了专家学者以及广大民众对于石柏魁的“罪”与“罚”的热议。

　　尽管石柏魁因盗窃罪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但是，石柏魁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故宫盗窃案中获刑最轻的一人，在以前的5起盗窃案中，有三人被判无期，两人被判死刑。从历次故宫盗窃案中对犯罪事实的认定，对犯罪嫌疑人的判处以及专家学者和人民群众的关注和争论，即凸显了我国法治观念的淡薄，法治建设的不足，又彰显出在依法治国理念的推动下，在日常的司法实务的探索中，我国法治思维的成熟，我国法治进程的进步。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平等权是我国公民的基本人权，我国现行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仅是宪法的具体条文，更体现了我国的法治精神和法治理念。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包括当事人在适用法律上的平等，当事者之间的平等，在法律面前，任何公民都不能享有法律以外的特权，任何机构和个人都不得迫使公民承担法律规定以外的义务，不得使公民受到法律规定以外的刑事惩罚。无论石柏魁是临时起意还是有预谋犯罪，无论石柏魁盗窃的是故宫还是农家小院，除非由法律的明文规定，除非由法定的从重情节，都不能因犯罪嫌疑人盗窃发生地是在特定知名的地点，或者是盗窃的是特定知名的公众人物和单位就冠之以社会危害性大或者情节特别严重。

　　情节特别严重的适用

　　刑法有云：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刑法是对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具有重大影响的部门法，其对每一条罪名的设定以及处罚都是有严格限制的。石柏魁盗窃案中，公诉人认为盗窃发生在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故宫，社会影响极其严重，应认定其犯罪情节特别严重，从重处罚。笔者认为，对于任何犯罪嫌疑人的量刑都应严格遵照法律精神，不能因犯罪嫌疑人盗窃的是故宫里的展品而罪加一等。

　　首先，除去法律规定在金融机构盗窃作为情节严重的考量对象，也只有现行司法解释中“数额巨大”加上司法解释中的8种情形，才能认定“情节特别严重”。我国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都未规定在国家重点文物单位内实施盗窃是法定的加重情节，因此，故宫这一地点在法律上不具有特殊性，不能被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而影响定罪量刑。

　　其次，涉案的9件艺术品作为被盗物品在法律上也不具有特殊性，对于作为诉讼标的物的被盗展品价值的认定也有待商榷。虽然，被盗的9件展品高达41万元的投保金额可以作为盗窃数额的参考依据，但是投保价值毕竟不是被盗窃财产的真实价值或者评估价值，因此用以作为“数额巨大”对犯罪嫌疑人处以刑罚更需谨慎。虽然相较以前的故宫盗窃案来说，此次处罚较轻，体现了我国法治的进步，但是此案的判决结果从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上尚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对于法律条文的理解和执行，我们不能机械地进行适用，更不能随意地扩大其处罚范围，加大其处罚力度。只有深刻理解法律精神，严格坚守法律底线，真实表达法律意志，才能真正实现好法律的教育和引导等作用。盗窃罪就是盗窃罪，除非有法律法规的明文规定，不能对犯罪嫌疑人随意科以超出法律规定以外的任何处罚，即使在故宫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