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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渔业协会代表团 日中渔业协议会代表团


中国渔业协会代表团、日中渔业协议会代表团会谈公报


（签订日期１９７０年６月２０日）
　　中国渔业协会代表团和日中渔业协议会代表团，于一九七０年六月九日至六月二十日在北京举行了会谈。
　　双方完全同意和坚决支持一九七０年四月十九日中日双方备忘录贸易办事处代表签署的会谈公报，并在此基础上就目前形势、中日关系和中日两国关于黄海、东海的民间渔业协定问题充分交换了意见。
　　双方严厉谴责美帝国主义悍然出兵柬埔寨，把侵略战火扩大到整个印度支那的罪恶行径。双方严正指出，日本佐藤政府同美帝国主义的仆从一起召开所谓讨论柬埔寨问题的“亚洲会议”，充当会议“主角”，并积极参加所谓“三国委员会”进行种种阴谋活动，这是佐藤政府为美帝国主义侵略亚洲政策效劳，直接插手印度支那，履行日美联合公报的一个严重步骤。日本反动派加紧向东南亚进行渗透和扩张，不断鼓吹从南朝鲜、台湾、印度支那直到马六甲海峡是日本的“生命线”，更充分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重建“大东亚共荣圈”的狂妄野心。
　　双方一致指出，佐藤政府不顾日本人民的强烈反对，决定“自动延长”扩大和升级了的日美“安全条约”，这是对要求废除日美“安全条约”的日本人民的严重挑衅，是对中国人民、朝鲜人民、印度支那人民以及全亚洲人民的严重挑衅。日本方面表示，决心要和日本人民一道，为粉碎日美新军事同盟、无条件收复冲绳和废除日美“安全条约”而斗争。中国方面表示，中国人民坚决支持日本人民的正义斗争。双方相信，中日两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联合起来，一定能够在粉碎美日反动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中取得更大的胜利。
　　双方回顾了一九六五年签订中日民间渔业协定以来的执行情况，对双方在友好合作、相互救助方面做出的积极努力表示满意。但是，由于佐藤政府变本加厉地推行追随美帝、敌视中国的政策和日本渔业界一小撮反动势力的破坏活动，给两国民间渔业协定的执行造成了很多困难。日本方面表示要为排除各种障碍而进行不懈的斗争。
　　中日两国是近邻，两国人民有着传统的友谊，双方相信，切实遵守和认真履行中日民间渔业协定，将对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作出积极的贡献。
　　双方一致同意将中日民间渔业协定（包括有关换文、附件）有效期延长二年，并就该协定的补充规定达成如下协议：
　　一、为了保护对虾资源，自三月一日至四月三十日，双方渔轮均不进入“协定”规定的第一渔区。
　　二、为了便于识别渔船，双方渔轮应在船尾明显处标明船名、船号。
　　三、为保障生产安全，双方渔轮在航行和作业中，必须加强昼夜值班了望。
　　四、根据实际执行情况，决定从日本方面提供中国渔船寄泊的港口中取消鹿儿岛县的山川港，使中日双方提供的寄泊港口均为两个；并决定取消中国渔船驶至日本方面指定的港口寄泊时通过渔业无线电台联络的办法。
　　五、为了保护渔业资源，对侵犯禁渔区的渔轮，按情节轻重分别予以警告和罚款的处分，特别严重的取消其进入“协定”渔区作业资格。此项办法，由双方渔协严格执行，互相监督，并将处理情况通知对方。
　　六、双方一致同意围网船也应严格遵守中日民间渔业协定的有关规定。对围网船在“协定”渔区及其附近作业，应规定必要的限制措施，以利于保护上层鱼类资源。双方将在一九七０年内就此问题商谈解决。

　　中国渔业协会代表团团长　　　　　　日中渔业协议会代表团团长
　　　　　王　云　祥　　　　　　　　　　　　　江口次作
　　　　　（签字）　　　　　　　　　　　　　（签字）

　　　　　　　　　　　　　　　　　　　　　　　一九七０年六月二十日于北京
药物纠纷与医疗纠纷之比较

李洪奇


顾名思义，药物纠纷泛指一切与药物使用有关的民事纠纷；医疗纠纷泛指一切与医疗行为有关的民事纠纷。二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联系在于药物使用是医疗活动的重要内容，药物不合格或使用不当造成患者人身损害就会引发医疗纠纷；区别则在于二者的纠纷起因、法律关系、法律适用、责任主体、归责原则和举证责任等方面存在严格不同。

一，纠纷成因
引发药物纠纷的原因主要分为三类：1，合格药品发生不良反应；2，不合格药品致人损害；3，药品使用不符合规定。引发医疗纠纷的原因可大体分为四类：1，诊疗护理存在过错；2，患者一方存在过错；3，与医疗活动有关的第三方存在过错；4，各方均无过错。

二，法律关系
概括而言，虽然药物纠纷和医疗纠纷法律关系均属于“特殊侵权”，但因侵权主体、侵权方式不同，故二者的归责原则存在区别。
（一）、药物纠纷案件中，不合格药品致人损害属于“产品质量责任”，违规用药则属于“医疗行为侵权”，合格药品发生不良反应一般归于“不可抗力”。
（二）、医疗纠纷案件中，诊疗护理存在过错属于典型的“医疗行为侵权”，与医疗活动有关的第三方存在过错则可能涉及“违约责任”、“产品责任”和“侵权责任”。
（三）、药物纠纷与医疗纠纷的联系决定了同一法律事实具有“二重”法律关系。实践中，药物致人损害引发的医疗纠纷通常是“产品质量责任”和“医疗侵权”的重叠，所以同一诉讼中，原告需要选择一种法律关系决定其诉讼案由。

三，法律适用
不同法律事实形成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同法律关系适用不同法律规定。
（一）、药物纠纷案件中，因不合格药品致人损害主要适用《民法通则》、《产品质量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法规。
《民法通则》第122条规定，因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害的，产品制造者、销售者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运输者、仓储者对此负有责任的，产品制造者、销售者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产品质量法》第43条“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财产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要求赔偿。属于产品的生产者的责任，产品的销售者赔偿的，产品的销售者有权向产品的生产者追偿。属于产品的销售者的责任，产品的生产者赔偿的，产品的生产者有权向产品的销售者追偿。”
（二）医疗纠纷案件则要根据不同诉讼案由分别适用不同法律：1，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及配套的的法规文件；2，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则》和《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3，医疗服务合同纠纷自然要适用《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行政法规的规定。

四，责任主体与诉讼地位
因不合格药品致人损害民事案件的责任主体包括药品制造者、销售者、运输者或仓储者。患者若以“产品质量责任”为案由提起诉讼，可将药厂、药批和医院列为共同被告，各被告之间承担连带责任，药厂承担最终产品质量责任；医疗纠纷案件的责任主体是医疗机构或其他医疗服务提供者，患者若以“医疗损害赔偿”或“医疗事故赔偿”为案由提起诉讼，应当以医院为被告，药厂则可被追加为无独立请求的第三人。

五，归责原则
从以上法律规定中不难看出药物纠纷与医疗纠纷的归责原则是完全不同的：
（一）、“产品质量责任”适用“无过错原则”，即只要药品存在质量缺陷，被认定为不合格产品，药品生产企业就要承担法律责任，不以其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为前提。
（二）、“医疗行为侵权”适用 “过错推定原则”，即首先假设医方存在过错，医方有义务证明自己不存在过错，若不能证明就要推定医方存在过错，承担法律责任。该原则虽然不再是“谁主张，谁举证”，但仍以医方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为承担法律责任的前提。

六，举证责任
举证责任分配是处理民事纠纷案件的重要环节，药物纠纷与医疗纠纷案件的举证责任已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一）、药物纠纷案件中，药厂对法定免责事由举证；患者对人身损害及其与缺陷药品之间因果关系举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4条中规定“ (六)因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产品的生产者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 2000年7月8日修正的《产品质量法》第41条“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以下简称他人财产)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生产者能够证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承担赔偿责任 (1)未将产品投入流通的：(2)产品投入流通时，引起损害的缺陷尚不存在的： (3)将产品投入流通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尚不能发现缺陷的存在的。
（二）、医疗纠纷案件中，医院对不存在医疗过错和过错与损害之间无因果关系举证；患者对医疗事实存在和损害结果发生举证。
2002 年 4 月 1 正式实施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这是我国把“过错推定原则”以司法解释的形式适用到医疗领域的侵权行为，只要患者证明医疗事实存在并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就必须证明自己的医疗行为没有过错，且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否则承担不利法律后果，这种负担举证责任的方式在民事法学上称作“举证责任倒置”。

正是由于药物纠纷和医疗纠纷的密切联系，有些人忽视了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影响到他们对医药法律事实的认定，甚至错误认为药物纠纷一概适用“过错推定原则”，进而形成“举证责任倒置”错误认识。所以，不认清二者之间的关系就无法正确把握法律的适用，更无法提出合理合法的索赔要求，就可能要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作者：北京市中济律师事务所医药卫生法律部主任律师 李洪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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