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末的司法主权问题
作者：北安市人民法院刘成江 王素杰
[摘要]本文对造成清末司法主权不能自主的领事裁判权、观审、会审制进行了详细论述，并简单介绍了列强在华设立的领事法庭。还以天津教案为例，以从中折射出的清末司法制度问题，着重补充论证了这一问题
[关键词]领事裁判权 观审制 会审制 教案
[目录]
一、领事裁判权的确立是清末司法主权不能自主的开始
二、观审制和会审制是对领事裁判权的扩充
三、资本主义列强对清朝司法主权的武力干涉
狭义的司法制度指法院制度即审判制度,[1]鸦片战争后，以列强在华领事裁判权的确立为标志，清朝的司法主权受到严重侵害，不但对在华洋人失去司法管辖权，而且其正常的司法审判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帝国主义列强操纵，逐渐失去自主权。
一、领事裁判权的确立是清末司法主权不能自主的开始
(一) 领事裁判权概述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由一个完整的封建社会逐渐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半殖民地，指形式上独立、实际上为帝国主义国家所控制的国家。[2]西方列强借口中国的司法制度过于野蛮残酷，不能适用于西方人，因此强迫清朝政府承认外国的领事裁判权。从此，清朝的司法主权开始遭到破坏，对在中国领土上发生的案件的审判管辖权受到分割。
领事裁判权指外国侨民不受居留国法律管辖的特权，外国侨民在居留国犯罪或成为民事被告时，只受本国领事或其在居留国所设立的法庭依照本国法律审判，它是帝国主义国家强加于半殖民地国家的特权之一。[3]是清朝司法主权不能自主的开始。
（二）领事裁判权对清朝司法主权的危害
列强在中国取得领事裁判权，始于1843年在香港签定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该条约第十三条规定：英人在中国犯了罪，不受中国法律制裁，中国政府也不得过问，“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这就大大破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同年签定的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其中第五、六款对领事裁判权又作了补充规定,不仅英国人在中国领土上犯罪，中国政府不得过问，即使英、华人之间的债务纠纷，亦得“由华、英该管官一体从公处结”。英国人违反禁令“擅到内地运游者，不论系何品级，即听地方民人捉拿，交英国管事官依情处罪”。中国司法机关无权过问，并不许中国人民对这种目无中国法律、心怀叵测的人“擅自殴打伤害”。这不是只让外国侵略者在中国横行无忌而不许中国人起而自卫，给予应有的处罚吗？
根据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规定，当时领事裁判权的主要内容为：
一、原、被告均系有约国人（依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国家的人），由其驻华领事审判，中国官员无须过问也不得过问。
二、原、被告，一方为有约国人，另一方为第三国人，由有约国领事按照其与第三国订立的条约办理，中国无须过问。
三、原告为中国人，被告为有约国人，由该有约国领事衙门审判。
四、原告为有约国人，被告为中国人，案件由中国地方官员审判，但得通知该国领事派员“莅审”。
五、原、被告一方为无约国人，另一方为中国人，或均系无约国人，其案件虽由中国官府受理，但须邀一有约国领事会同裁判。
六、为外国人船上服务的中国人犯案，中国地方政府也无权单独审断，须通过就近税务司转告该船领事官派员前往观审。[4]
以上六点，表明清王朝的司法主权支离破碎，失去了司法管辖权，真正的司法管辖权在一定程度上已被有约国人把持。至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签定新约，领事裁判权被延伸，所有与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国家都享有这种特权。
领事裁判权在华确认之后，作为战败国的清政府，对于洋人在中国犯罪或洋人之间的诉讼，已经完全失去了司法管辖权。在国际交往中，各国不论大小强弱，都必须遵循民族自决和维护主权完整的原则。在中国历史上，“浦天之下，莫非王土”，封建中央王朝大多拥有完整的领土主权和司法审判的主权。直到清朝中期，凡在中国领土上发生的涉外案件，仍然由清政府审理。清朝对外国侨民犯罪，规定只适用属地主义原则，防止其逃避罪责，并针对犯罪行为科以重刑。“凡化外人犯罪者，并依律拟断”。[5]而领事裁判权在中国的确立，使这一制度开始发生根本改变。外国侵略者可以在中国的土地上任意横行，清朝的法律对其没有了约束力。
（三）领事裁判权的行使机构---领事法庭
为行使领事裁判权，帝国主义列强还依不平等条约先后在中国设立了各自的司法机构。以英国为例，它在华设有审理其侨民案件的领事法院、英国驻华高等法院和上诉法院。
领事法院设于每一领事区，由领事兼任审判官。它审理领事管辖区内的民事案件和刑罚在徒刑一年以下、罚金在一百英镑以下的刑事案件。英国驻华高等法院常设在上海，它除了作为第二审法院外还有权审理在华侨民的一切民刑案件，并是各地海事、破产、离婚与谋杀等重大案件的第一审法院。上诉法院受理不服高等法院刑事判决和民事判决（诉讼标的在二十五英镑以上）的上诉案件。诉讼标的在五百英镑以上或有重大影响的民事案件，还可向伦敦枢密院上诉，但刑事案件的判决，不经枢密院允许，不得上诉。[6]
以上可知，列强不仅在中国设立了行使领事裁判权的司法机关，并且公然确认为其本国法院的下级司法机关。明目张胆地破坏了清朝司法组织的完整和统一。可以说，列强在华设立的领事法庭，是对清政府司法管辖权和司法组织的双重侵犯，使之更加半殖民地化。
二、观审制和会审制是对领事裁判权的扩充
（一）观审制
为了扩张领事裁判权，资本主义列强还蓄意谋取观审权。观审制是西方列强取得在华领事裁判权以后强行干预中国司法审判的制度。即在原告是外国人、被告是中国人的案件中，原告所属领事官员也有权前往“观审”，中国承审官应以观审之礼相待。如果观审官员认为审判、判决有不妥之处，有权提出新证据、再传原证，甚至参与辩论。[7]观审双方似乎是平等的，其实大不相同。外国领事以战胜者自居，其观审名之曰“莅审”，中国官员应以“礼相待”。而中国观审的官员处于半殖民地之地位，更不懂外国法律，其观审只是一种形式，甚至有少数人因漠视或不屑卑躬屈膝而不前去领事衙门观审。所以，这种“观审”，实际上是享有此特权的外国领事发号施令，操纵审判，为所欲为。
虽然这项特权起初只有英、美两国，但因清政府对各国列强均有最惠国待遇，故各列强纷纷借口利益均沾而取得了观审特权，清朝司法主权遭到更严重践踏。列强在华观审制的取得表明，其不但利用领事裁判权使本国侨民不受中国法律的制裁，并开始利用这一制度插手清朝的审判制度，甚至对中国人民定罪，这就将领事裁判权又向前迈了一步，是对原有领事裁判权的扩充。
(二)会审制和会审公廨
所谓“会审”制度，指在列强霸占的中国领土“租界”内，由中国政府所委派的官员与驻该地的领事馆派遣的官员组成会审衙门，审理“租界”内案件的制度。是列强在租界中强行实行的殖民主义制度之一。
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明文规定：“两国交涉案件，彼此均须会同公平审断，以昭允当”。1864年，清政府命上海道与英、美、法驻上海租界领事达成协议，设“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作为中国派驻租界的常设司法审判专门机构。在上述三国领事参加下，专门负责审理“租界”内的英美人为原告、中国人及无约国人为被告的民刑案件。会审制度于此开始。
为了把中外会审的组织和方式确定下来，1868年，英美领事又与上海道订立《上海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改“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为会审公廨，进一步确立了会审制度。
根据会审公廨章程的规定，原被告均为外国人的案件，只能由外国领事审理，中国政府无权干涉；原告为中国人、被告为外国人的案件，由外国领事“主审”，中国只能派会审官员前往“观审”。虽然观审官员如果认为审理不当，可以逐细辩论，实际上意见往往不被采纳。至于被告为中国人的案件，只有钱债、斗殴、盗窃等在枷杖以下的罪，才允许中国官员判决，其余较大的案件，均由外国领事与中国官员“会审”，实权却由外国领事掌握。其所适用的法律，由外国领事从西方国家的法律中选择。会审权的范围，最初只限于一般民事案件，随着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深入，逐渐扩展到涉外纠纷和海关争议案件。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帝国主义乘机占领会审公廨，将其改由各国驻上海领事团全权控制。通告确认租界内纯数中国人的民刑案件，外国领事亦可直接派员参加审判，刑事可判十年、二十年的重刑，民事案件只以一审为终审；不承认上海道为上诉机关；凡与外国人有关的案件，即使发生在租界外，或被告居住在租界外，只要洋人告发，会审公廨也可越界捉拿审讯犯人。[8]
中外官员会审制度，是外国侵略者侵犯中国司法主权、迫害中国人民更为狡猾和隐蔽的手段。如果观审制尚不能满足侵略者，那么，会审制则让侵略者堂而皇之的在中国做起了法官，各国领事已由陪审、会审，发展到主审。进一步践踏了清朝的司法审判主权。总之，这种所谓会审是：对外国人犯罪是否科刑，中国官员“例不过问”；而对中国人，不仅钱债、斗殴、盗窃等在枷杖以下的罪可以判处，而且外国领事可以超越权限，“径定监禁数年者”。在中国领土上出现了“外人不受中国之刑章，而华人反就外国之裁判”。[9]的现象。更进一步加深了清末司法制度的半殖民地化程度。使得中国人民在涉外纠纷的审理中处于受侮辱和被歧视的地位，露骨地践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
三、资本主义列强对清朝司法主权的武力干涉
在清朝末年发生的一系列“教案”中，资本主义侵略者通过外交和军事手段对清朝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清政府按照列强的意愿对中国人民定罪，干涉清朝的司法主权，笔者认为，这类事件也可视为清末司法主权不能自主的表现。本文以此作为对这个论题的补充。
教案是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中国，引起中国人民反抗而酿成的案件。鸦片战争后，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派遣天主教和基督教新传教士深入中国内地，进行非法活动。因传教士经常强占土地，包揽诉讼，欺压人民，挑起教徒和非教徒纠纷，因而激起公愤，各地先后发生捣毁教堂或殴杀有民愤的传教士事件，于是列强向清政府施加军事或政治压力，提出种种无理要求。[10]
1860年，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在天津望海楼设立教堂，吸收恶棍入教，拐骗人口，强占民地，激起民愤。1870年6月21日天津人民因育婴堂虐待死婴儿数十名，聚众到教堂说理。法国领事丰大业持枪往见北洋通商大臣崇厚，并开枪恫吓，又在路上向天津知县刘杰开枪，击伤随从一名。群众怒不可遏，打死丰大业，焚烧法、英、美教堂及法领事署。事件发生后，法、英、美等七国军舰集结天津、威海一带示威。清政府对侵略者屈服，将天津知府和知县革职充军，将爱国人民当作凶手查办，杀死20人，充军25人。赔偿教堂洋楼修造银二十一万两，殡葬银两二十五万两。
还有一例，1895年5月28日，成都人民过端午节举行掷果会，英美传教士将掷果小孩捕入教堂，民众派三人到教堂交涉，亦被扣押，激起众怒，当晚即将英美传教士住宅及教会医院焚毁，并将天主堂内埋藏的尸首送官府检验。接着有数十地发生反洋教斗争。法、英、美各国派军舰在长江示威，并向清政府恫吓。清政府媚外投降；将四川总督刘秉璋，乐山、灌县、大邑、冕宁及新津等各县知县撤职，又将朱瑞亭等六人杀害，其他17人充军。并赔成都各教堂银七十万两、川南各教堂银二十万余两、四川其他英、美各教堂十万余两。另外，比较著名的还有扬州教案、曹州教案、清浦教案、酉阳教案等，结局大致都是如此。
弱国无外交。今天看来，这一系列教案给我们感受最深的可能是清政府的软弱无能。但在这一系列教案解决的同时，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内外交困下的清政府的司法主权问题。以天津教案为例，法国侵略者无法亲自对中国人民定罪，但在尝到战争带来的甜头后，早已摸透了清政府的心理。便动用军事力量，强行要求清政府惩办“凶手”，对中国人民定罪，达到掠夺钱财、谋取更大利益的目的。而清政府为取悦侵略者，更置家国主权和司法主权于不顾。
关于民众聚众事件，嘉庆十五年（1810年），嘉庆为有效弹压不法闹事，通过颁布条例，严厉规定：“刁民……约会抗粮……借事罢考、罢市，……（或）同谋聚众，转相纠约，下手殴官者”，为首“斩立决”，为从“绞监侯”。[11]刑法也规定，“凡斗殴杀人者，不问手足、他物、金刃，并绞（监侯），故杀者，斩（监侯）”。[13]那么，即便打死了激起民愤的法领事，至多也就是“斩监侯”，还要待每年秋审与朝审后在决定行刑与否。也决不可能“即行正法滋事人二十人，发配安置二十五人”，并“所杀领事及英法各国人以殡葬银两二十五万两”。二者之间相差可谓不小。
对于爱国民众焚烧的教堂洋楼，根据《大清律例》“并记所烧之物减价，尽犯人财产折锉赔偿，还官给主”。那么，烧毁的几座教堂和洋楼价值又怎能高达银二十五万两？显然是侵略者在趁机明目张胆的掠夺钱财。对于将“天津知府和知县革职充军”，我们先来看看《大清律》是怎么规定的，“至刁民滋事，其同城武职不行捉拿，及地方文职不能弹压抚恤者，俱革职；该管之上司文武官徇庇不即申报，该督抚、提镇不行题参，俱交部议处”。[12]即何处出现聚众滋扰闹事，主管该处的督抚、文武职官均应承担职务连带责任，但充其量也不过革职。而在天津教案中，天津知府和知县却被处以仅次于死刑的发配充军。以上无理和过分的片面要求，是法国侵略者通过清政府强行达到的。在外交和军事巨大压力下，清政府根本无法按照清朝律例审判，完全按照法国侵略者的要求草草结案。清政府和其司法机关再一次充当了列强的工具。可想而知，清政府连国家主权都已丧失贻尽了，司法主权更无从谈起。
金昌市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工作管理办法
甘肃省金昌市人民政府
金昌市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工作管理办法
《金昌市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工作管理办法》已经2011年3月11日市政府第62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公布。
市 长：张令平
二〇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金昌市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工作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预防控制和消除病媒生物危害，防止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入开展毒鼠强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03〕63号)、全国爱卫会、卫生部《关于印发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管理规定的通知》（全爱卫发〔2009〕9号）和《金昌市爱国卫生工作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病媒生物是指能够将病原体从人或者其他动物传播给人的下列生物：
(一)鼠；
(二)蚊；
(三)蝇；
(四)蟑螂；
(五)省级以上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以下简称爱卫会）规定的其它病媒生物。
第三条 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工作遵循以环境治理为主的综合预防控制原则，坚持政府组织与全社会参与相结合、鼓励个人和家庭搞好居家卫生的方针。
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部队、居民等。
第五条 各级政府对城市公共场地和设施的病媒生物防制经费予以补贴。企事业单位所属公共场所的病媒生物防制经费由本单位负责。个体工商户病媒生物防制所需费用由其自行承担。居民家庭病媒生物防制所需费用由居民家庭承担。
第六条 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市爱卫办)负责全市病媒生物防制的组织、指导、监督和协调工作。
第七条 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负责辖区内病媒生物的密度监测、消杀药械应用效果评估、抗药性测定工作，并及时将其结果报告同级爱卫办。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要协助爱卫会开展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的技术指导和专业培训工作。
第八条 市、县(区)爱卫会根据病媒生物密度情况确定病媒生物重点预防控制地点、场所，街道办事处（社工委）和村民委员会要按照爱卫会的统一部署，负责组织本辖区内的单位和个人积极参加病媒生物防制活动。
第九条 县、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爱卫办)负责县、区病媒生物防制的组织、实施、监督和协调工作，并建立投药前(后)密度监测资料收集工作。
第十条 市、县(区)爱卫办设专人负责病媒生物防制工作。街道办事处（社工委）、企事业单位应指定专(兼)职人员负责病媒生物防制工作。
病媒生物防制工作人员上岗前必须接受县(区)爱卫办组织的专业技术培训，经考核合格后方能上岗。
第十一条 对具备以下条件的病媒生物预防控制服务机构，市爱卫办可以建立公示制度，以方便需要服务的单位和个人选择：
（一）有合法资质；
（二）有完整的病媒生物预防控制操作规程；
（三）有与业务量相适应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合格的技术人员；
（四）有符合要求的经营场所、库房、专用药物与器械；
（五）收费合理。
第十二条 病媒生物防制工作要坚持统一管理的原则。病媒生物防制服务机构必须接受爱卫会的监督和指导，保障药物的质量及合理、安全使用。对不具备病媒生物防制工作条件的单位和居民，可委托病媒生物防制服务机构实施，并支付所需的药费和劳务费。
第十三条 凡进入我市的病媒生物防制药品、器械等，由药品监管部门负责监督管理。
第十四条 各级爱卫办应每年定期组织开展病媒生物防制工作，投药前(后)必须开展密度监测工作。各单位按照“统一时间、统一方法、统一药物”的原则，积极做好投药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第十五条 加强环境综合治理，坚持以环境治理为主、化学防治为辅的综合防治措施。
第十六条 城市建设规划要包括治理蚊蝇孳生地等病媒生物防制工作。
建设、规划部门对建筑物管线、市政管井和下水道系统要设有防范病媒生物侵害的设施。
第十七条 市容环境卫生管理部门应积极做好辖区内环境综合治理工作，落实居民区、街道、垃圾场、城郊结合部的病媒生物防制工作。
屠宰场的病媒生物防制工作由商务部门负责监督管理。
畜禽养殖基地的病媒生物防制工作由农牧部门负责监督管理。
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病媒生物防制工作由县(区)人民政府负责监督管理。
第十八条 病媒生物防制工作实行单位责任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要建立日常的病媒生物防制制度，采取有效措施，控制病媒生物密度，清除病媒生物孳生地，防止病媒生物孳生、繁殖和扩散，避免和减少病媒生物危害的发生。
第十九条 从事饮食、食品生产经营的单位、个人和学校(含幼儿园)的食堂要保持内外环境整洁，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开展病媒生物防制工作。
食品生产加工领域小作坊的病媒生物防制工作由质监部门负责监督管理；
食品流通领域小作坊的病媒生物防制工作由工商部门负责监督管理；
学校(含幼儿园)食堂、周边餐馆、餐饮服务相关领域的病媒生物防制工作由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负责监督管理；
学校(含幼儿园)周边流动食品摊贩的病媒生物防制工作由城管部门负责监督管理。
第二十条 医院、宾馆、机场、火车站、汽车站、交通工具等人员集中的场所和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建筑工地、农副产品市场、废品收购站、垃圾转运站、垃圾处理场、粮库等易招致或者孳生病媒生物的场所，要指定人员负责病媒生物的预防控制工作。
第二十一条 病媒生物密度超标且不采取防制措施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卫生部门可指定病媒生物防制服务机构强行防制，并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第二十二条 病媒生物防制使用的药物、器械必须符合国家的相关规定，禁止使用违禁药品；凡使用假冒、伪劣和国家明令禁止的病媒生物防制药品造成危害者，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追究当事人责任。
第二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要将病媒生物预防控制所需经费纳入财政预算。
第二十四条 鼓励和支持开展病媒生物预防控制技术的研究，鼓励和支持推广应用先进的病媒生物预防控制技术、方法和药械。
第二十五条 对认真执行本办法，在病媒生物防制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各级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金昌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30日后施行，有效期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