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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案 如 何 处 理
兼谈对挪用公“款”的理解
夏冰

一、案情简介
犯罪嫌疑人何某某原系A国有公司经理，1995年4月何某某应B国有公司经理赵某某要求将本公司50万元公款打入B公司以解决B公司经营运作上的周转不灵。在50万元打入B公司后不久，赵某某利用自己职务之便将其中20万元挪用做个人营利活动（犯罪嫌疑人何某某并不知情）。1995年10月，赵某某不再担任B公司经理之职。为使自己挪用公款之事不被处理，赵某某找到何某某，将有关情况如实告之何某某，并请求何某某以A公司名义出具证明，证明A公司打入B公司的50万元中有20万元是给赵某某个人所用的。何某某碍于朋友情面，出具了该证明。赵某某遂持该证明回公司将帐目冲平，填补了自己挪用20万元公款所造成的空缺。之后，因为经营不善，赵某某拖欠该20万元一直未能归还A公司直至2001年2月案发。

二、意见分歧及评析
本案对于何某某是否构成犯罪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犯罪嫌疑人何某某不构成挪用公款罪。因为根据我国《刑法》第384条的规定构成挪用公款罪的一个必备条件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公款。而本案之中A公司的50万元已经打入B公司帐户，并且赵某某在告之何某某之前已经将20万元公款挪做己用。那么，作为何某某他有什么权力去支配他？既然何某某没有权力支配这20万元，那么他又如何利用职务之便将其挪为个人所用？既然没有利用职务之便将本单位公款挪做私用，那么何某某又如何构成挪用公款罪？除此之外，挪用公款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公款使用权和国家财经管理制度，在赵某某将20万元公款挪做己用之后危害已经造成，而不以何某某的行为为转移。对这种危害结果应当处罚的对象是赵某某，而不应该由何某某承担。因此犯罪嫌疑何某某挪用公款罪。
第二种意见，也是笔者所支持的意见，就是犯罪嫌疑人何某某构成挪用公款罪。支持犯罪嫌疑人何某某不构成犯罪的理由主要是何某某不能支配不在其控制之下的这20万元，以及一事不能两罚。这些理由看似“言之凿凿”，细想之下却是“思之藐藐”，经不起推敲：
1、它混淆了犯罪嫌疑人何某某挪用的20万元就是A公司打入B公司的50万元中的一部分以及了犯罪嫌疑人何某某挪用公款的时间。而事实上，作为种类物的货币，特别是通过银行划拨的款项，并没有区别于同类货币的自身特点，只不过是一种权利和价值的象征。因此当A公司的50万元打入B公司后，它就完全是与B公司的财产融为一体的。因此犯罪嫌疑人何某某并没有挪用已经打入B公司的50万元。另外，在本案中，共发生过2次挪用公款的行为——第一次是1995年4月赵某某利用职务之便挪用B公司20万元为自己营利之用；第二次是1995年10月犯罪嫌疑人何某某利用职务之便挪用20万元给赵某某个人所用。
2、它混淆了犯罪嫌疑人何某某与赵某某的犯罪行为给国家造成的危害。持第一种意见的人认为挪用公款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公款使用权和国家财经管理制度，在赵某某将20万元公款挪做己用之后危害已经造成，而不以何某某的行为为转移。在这里我们需要明确国有资产是属于国家的，具体到每个国有公司只是代表国家经营和管理国有资产。在这种情况之下不能以给国家造成的绝对损害来衡量不法行为的危害，应当具体到每一个国有公司自身。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本案中B公司不归还A公司另外这30万元，难道就可以以国家没有受到“实际的”损失就听之任之？所以说赵某某的挪用行为是使B公司对20万元的公款的使用权失去控制，而犯罪嫌疑人何某某的行为就是使A公司承担了本来不应由其承担的对20万元公款的使用权失去控制的风险，使这20万元的使用权丧失可能转嫁到A公司。
3、它混淆了犯罪嫌疑人何某某与赵某某挪用公“款”的对象。赵某某所挪用的对象十分清楚，是我们理论及司法实践上一般所理解的确定的、没有争议的国有资金。而犯罪嫌疑人何某某所挪用的对象并不是有形的资金或物资，而是一种财产权利，更明确的说就是挪用了A公司的债权。当A公司将50万元打入B公司时，B公司取得这50万元的所有权，A公司取得以B公司为债务人的债权。退一步说即便是企业之间的资金拆借行为不合法，A公司依然享有从B公司返还财产的权利。正是由于犯罪嫌疑人何某某利用职务之便的行为，才使得A公司用对B公司的20万元债权填补了本应由赵某某承担的对B公司的债务，使得A公司20万元的债务人由B公司变为赵某某，从而使A公司的经营管理的国有资产使用权流入个人手中。
综上所述，犯罪嫌疑人何某某主观上有将本单位资金挪做个人所用，客观上利用职务之便处分了本单位的财产，实际上造成了本单位的20万元资金的使用权长期落入个人手中的危害结果，而且何某某的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犯罪嫌疑人何某某的行为已经构成挪用公款罪。

三、通过本案反映出的问题和建议
在阐述了犯罪嫌疑人何某某之所以构成挪用公款罪的理由之后，笔者想指出本案产生如此之大的争议的关键在于我们对于挪用公款罪的犯罪对象的一般理解不够广泛，已经不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
一般意义上，“广义上的公款，是指公共款项、国有款项和特定款物以及非国有单位和客户资金的统称。……狭义上的公款，专指公共所有的资金款项，包括国有的资金款项、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资金款项或用于扶贫和其他公益事业的社会捐助、专项资金”。 ① 这里对“公款”的理解是款项或者物资，都是具有一定物质表现形式的。笔者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法律的完善、支付方式的新型化、多元化等的因素，仅将“公款”的形式局限于有形的款项或者物资，既不适应社会进步的要求，也不利于保护国有资产，这里的“款”应当进行扩散外延的理解，它还包括一种财产性权利。
第一，从理论研究看，明确“公款”包括财产性权利有一定基础。笔者认为虽然这里的“款”应当被理解为可以包括财产性权利没有明确的提法和规定，但在理论界及有关实践中确实也有如此理解和操作的。最典型的就是挪用公款进行担保的案件。众所周知担保有保证、抵押、置押、留置、定金这几种形式。而其中有部分形式在设立之时并没有发生物质形式上的财产转移，例如保证只是担保人保证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按约定履行债务或承担责任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处分的也仅仅是国有财产的财产性权利，而并不具体指向哪一个具体的款项或款物。
第二，从法律规定及实践看，明确“公款”包括财产性权利并不与有关法律冲突。笔者认为挪用公款中的“款”只是一个代名词，并不局限于“款项”，这点已经从《刑法》明文规定挪用特定款物构成挪用公款罪得到确定。既然“款”未被确定为款项或款物，就有了延伸理解的空间和法律可行性。此外，根据有关司法解释，挪用国库卷做挪用公款论也体现了在司法实践中实际上也有将挪用财产权利作为挪用公款的。因为归根结底国库卷并不是货币，它实际上也是一种债权体现，是以国家为债务人的债权体现。
第三，从危害性角度讲，也应当明确“公款”应当包括财产性权利。由于没有物质表现形式，这种挪用将更为隐蔽。但是其给国家所造成的损失和危害并不比一般意义上的挪用公款少。事实上，从会计学角度来讲国家的财产是由固定资产、流动资金、债权等组成的，我们当然不能只保护其中的一方面或几方面，而是应该全面保护。如果我们抱定现状、死守不变，只能使不法之徒有机可乘，从而使国有资产多了一个流失的途径。

注释：
①刘家琛 《新刑法新问题新罪名通释》 第960-961页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检察院
夏冰
湖北省荆州市人大常委会


荆州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在荆州市中心城区建立和实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决议
（1997年5月29日荆州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根据荆州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代表提出的议案，荆州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认真听取了市民政局局长朱照松受市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在全市建立和实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准备工作情况的报告》，重点审议了荆州市中心城区建立和实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准备情况。会议认为，近两年来，市政府在解决荆州市中心城区（以下简称中心城区）居民生活困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必须看到，在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过程中，随着下岗、失业人员的增加，这个问题在中心城区将会更加突出。因此，必须建立和实施中心城区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为了切实做好在中心城区建立和实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特作如下决议：
一、充分认识建立和实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重要意义。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国家为救济难以维持基本生活需要的城市居民而制定的社会救济制度，是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性工程，是切实保障城市居民基本生活权益的重要措施。这项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对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深化企业改革，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市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把建立和实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作为事关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政治任务，认真抓好，抓出成效。
二、科学划定荆州中心城区的实施范围，合理确定救助标准。市政府应根据中心城区的界定和救助对象的有关规定，科学准确地划定中心城区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范围及对象，并实行动态管理。要按照保障城市居民基本生活需要的原则，根据中心城区的物价水平、居民实际生活水平，测算出居民生活最低消费金额，确定中心城区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今后，要根据经济发展、人均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变化以及市场物价等因素，适时进行调整。
三、分级负责，认真落实保障资金。中心城区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对象、标准确定之后，所需保障资金，由市、区两级财政列入预算，共同承担。财政部门按照年度预算计划，定期足额拨付给民政部门，由民政部门按月发放到户，补足其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的部分。
四、努力创造建立和实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外部环境。市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根据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有关规定，制定、完善、落实相关的配套措施，如建立健全城市失业、养老、工伤、医疗、生育等项社会保险制度；实行最低工资制度；实施再就业工程，等等。同时，要组织、支持、鼓励救济对象开展生产自救，改善生活条件，动员社会力量帮贫扶困，使救济对象尽快摆脱贫困。以减少社会救济人数，减轻社会救助压力。
五、切实加强对建立和实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领导。建立和实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必须坚持“政府领导、民政主管、部门配合”的工作原则。市政府要成立相应的工作班子，尽快制定实施办法，于1997年7月1日率先在中心城市建立和实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中心城区内的市、区两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通力协作，各负其责，各司其职，共同做好相关工作。市、区两级民政部门作为实施中心城区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主管部门，要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精心组织，周密安排，严格纪律，强化管理，认真做好各个环节的具体工作。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在认真做好建立和实施中心城区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同时，要加强对县、市、区建立和实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领导，以确保我市建立和实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工作的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