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难的原因及对策
王晓伟 周文星
执行难已成影响我国司法权威的一大问题。近年来，人民群众对人民法院的不满和意见很大部分来自执行工作。各级人民法院虽几经努力，通过采取执行会战、集中清理等各种形式，不断探索执行方式，不断强化执行工作力度，执结了大批积案。但往往因为未有针对问题的症结所在，执行难的问题都始终没有因此得到根本好转，导致人民对社会主义制度失去了信心甚至不再相信法律的公平和正义。本文拟从执行难产生的背景、原因，初探解决执行难的对策。
一、所谓的执行难，是指法院作出的已生效的民事及行政法律文书，无论在法理上还是在可操作性上都具有可执行性，但是因为各种人为因素而造成暂时甚至永久性的失去被执行可能的情况。
通俗地说，执行难可以概括为四句话，即被执行人难找，执行财产难寻，协助执行人难求，应执行财产难动。
1、被执行人难找主要表现为：在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被执行人故意躲避人民法院的传唤，有的拒绝接受人民法院的执行通知书，有的举家迁移，长期下落不明；军警所属公司、企业拒绝甚至以强力阻碍法院的执行人员进入执行现场。
2、执行财产难寻主要表现在：被执行人多头开户，提供给法院的帐户多是“空城计”，真正有钱的账户法院难以查到；被执行人与他人恶意串通，搞假破产，假抵押或者将财产通过虚假的经济往来予以转移，以逃避债务。
3、协助执行人难求主要表现在：具有法定执行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不配合、不协助，刁难执行，甚至为被执行人通风报信，帮助其隐匿、转移财产；或者重复查封、扣押、冻结人民法院已经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的标的物，划拨人民法院冻结的款项。
4、应执行财产难动主要表现在：被执行人肆意撕毁人民法院的查封令、扣押令，擅自处置应执行的财产；将应执行财产混同为或谎称为国家不允许强制执行的财产，如股民保证金、军费、职工养老金等；暴力抗拒执行、殴打、围攻、非法关押执行人员，这是抗拒执行的极端影响表现。
二、造成执行难的原因
（一）立法上的缺陷
对民事主体特别是自然人的资产及负债状况缺乏法律调整，这是造成执行难的根本原因，因为这种法律上的缺陷使得《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执行措施可能无法操作。《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二条有关条款规定：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向银行、信用社和其他有储蓄业务的单位查询被执行人的存款情况，有权冻结、划拨被执行人的存款；人民法院有权扣留、提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但应当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抚养家属的生活必需费用；人民法院有权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但应当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抚养家属的生活必需品。《民事诉讼法》还规定，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并隐匿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发出搜查令，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或者财产隐匿地进行搜查，从法律的规定来看，人民法院的执行措施很多，权限也很大。但是执行这些法律条款前提首先是，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财产状况有十分清楚的了解。而这又有赖于国家对民事主体特别是自然人的资产及负债状况的法律调整。民事主体占有资产的形式有多种，这些资产可以是存款、股票、现金、实物、无形资产以及各种收藏等。它们的处所以及流向，只有所有权人最清楚。一个被法律文书确定为被执行人的、拥有以上财产的所有制主体，假定他有足够能力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如果他根本就不愿意履行这种义务，他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将其财产转移或隐匿。他可以一边过着花天酒地、挥金如土的生活；一边对着人民法院的执行人员装穷。装穷的结果是，人民法院对他的执行无法进行。因为法律已经规定，人民法院在执行时还应当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费用和必需品，虽然我们可以从侧面了解他有履行能力，但我们无法取得他拥有资产的确切证据。司法机关对公民的资产和负债状况一无所知，这正是国家对民事主体资产及负债状况缺乏调整的后果。为此我们有必要建立相应的全民资产及负债申报制度。事实上，这种法律缺陷造成的不仅仅是“执行难”，它还使市场经济的其他法律无法实施。
（二）宏观上，社会上的不利因素，这往往归结于执法方面的原因。的确法律的初衷总是美好的，但是结果的不如意通常就是在执法环节，我国社会的复杂程度决定了在社会上存在着完全不同的不利于执法的若干因素。
1、一些被执行人的法律意识不强。一些被执行人对生效判决调解及法律上赋予强制执行德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不自觉地履行或者采取抗拒行为，主要表现在：不积极主动向法院提供财产情况，故意逃避执行，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造成被执行人难找、被执行财产难查，增加了执行工作的难度。
2、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的存在是“执行难”存在的“顽疾”。在很多地方存在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为保护当地或部门当事人的利益，不惜干扰人民法院正常司法工作的开展，少数地方官员和部门领导从狭隘本位主义出发，表面上支持人民法院执行，实际偏袒本地当事人，为被执行人逃避履行义务找种种理由，隐瞒事实真相，编造虚假事实。
3、执行力量不足、办案经费短缺、装备落后。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的执行工作的需要，由于执行法官人员编制不足，一个地方基层法院的执行庭法官每年个人要承担大量的执行案件工作，往往把一件案件的执行排到半年之后，而且是一个执行员同时兼顾几件案件的执行的情况比比皆是。
4、法律法规的不完善也给法院执行工作增加了一定的难度。执行工作目前主要依靠民诉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工作的规定来开展工作，缺乏具体明确的操作规范，没有制定出《强制执行法》等比较切实可行的法律、法规，使执行人员无法采取行之有效的执行措施。即使现在的最新司法解释也存在着一定漏洞！如“对拟拍卖的财产……当事人双方及其他执行债权人申请不进行评估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债权人为何不同意进行评估？该不该说明理由？是不是对于债权人和债务人甚至和第三者互相勾结转移国有和集体财产、损害国家集体财产利益提供了便利等也值得商讨。 （1）
5、行政干预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执行工作的正常开展。这方面很大原因是因为法院系统的财政并没有独立，在行政诉讼中法官对政府官员的谦虚态度可见一斑，同时在党的领导法院的建设上往往表现是在具体的案件上而不是从宏观上领导也是其中的原因。例如：查询到单位账户上有存款并予以冻结，往往因当事人向其上级党委、政府反映后，冻结的存款也无法扣划。
6、涉企涉府案件的大量存在，以及企业和政府的履行能力的下降，也给执行工作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众所周知，在执行案件中，最难执行的案件就是涉及企业和涉及政府的案件，由于该类案件的申请人大多数是自然人，对其个人利益看的比较重，实现自己的权利的要求比较强烈，所以在执行过程中到法院找、和承办人吵闹、越级上访的比较多，但是由于企业和政府的履行能力差，相当一部分法定代表人特权思想严重，法律意识淡薄，致使案件难以执行。因该类案件不能执行，致使权利人大吵大闹、越级上访，不但影响了执行工作，而且影响到法院的整体工作，应当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7、社会监督机制的不完善也是造成执行难的主要原因。
并不是所有不能执结的案件的当事人都没有履行能力。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有能力履行拒不履行的大有人在。由于对存款情况不能有效控制或无法掌握，很多被执行人的存款在银行长利息，被执行人整日吃喝玩乐，但就是不履行义务，人民法院也因无法查到其存款情况无能为力。再如，由于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制度不严，被执行人只要外出躲起来，人民法院就会因查不到其下落而无法执行。
（三）执行工作力度还不够
一部统一的执行法典迟迟没有出台严重影响了执行的力度，民事诉讼法中关于执行的 29条规定过于粗略，即使加上高法的司法解释也远远不能适应现在日益复杂的执行情况，导致法官面对很多情况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在连法律也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大可以得过且过，导致执行力度严重不足，“现在执行制度规定分散，且内容少，可操作性不强”。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办理执行的可循之章非常散乱，有关民事强制执行的法律规定更是寥寥可数，具体主要包括以下几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若干问题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还有就是一些司法解释、通知、批复、办法及其它部门法中所涉及到的相关条文，上述主要规定内容相当分散、缺失严重。比如对执行担保、案外人提出执行异议的处理，目前只是要求各法院按有关法律及司法解释办理，而没有作出系统明确的规定；对无故推诿拒不接受或协助法院执行的单位及个人均未作出明确规定。正是由于法律规范的疏漏，给法院执行工作带来了诸多不便，继而影响了当事人合法诉权的即时实现。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改进委托执行工作的若干规定》第四条规定：“受托法院收到委托手续不全的，执行期限自受托法院收到齐全手续之日起计算”，但该条未对委托法院办理齐全手续的期限予以限制，这就不可避免法院之间由于种种原因对该规定互相推诿、扯皮，由此而造成执行期的拖沓。
（四）法院裁判案件时制作的法律文书不明确等原因
法律文书出现问题，导致司法实践中案件出现“执行难”的现象还为数不少，常常有执行员抱怨“根本没法执行”，就是这种情况，这是法院自己给自己带来的“绊脚石”。在司法实践中，审执分离、审判与执行严重脱节、审理不兼顾执行将造成执行困难。虽然法律法规是从宏观上看社会，但我们的法官往往缺乏处理生活的艺术，太重视死的法律条文而不能充分调动每一件具体案件的机动性。因此，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不利于在执行过程中实际操作。在作出的法律文书给执行实际操作过程中带来了一定难度。
三、解决执行难的可行之策：
（一）修订民事强制执行法之迫切
执行工作的立法滞后，有关强制执行的法律、法规不健全，也是造成执行难的主要原因之一，行则无矩，使执行工作随意性很强；但如果法条不全，处理某些问题时，也会无法可依。我们现有的强制执行法规主要表现形式有三个：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对执行程序有专门规定，这是我国民事、经济案件执行最主要的法律内容。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的某些条款。三是宪法和单行法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的有关的强制执行的内容。另外是最高人民法院对强制执行的司法解释，以及1998年6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法》的基础上，吸收各地经验制定通过了《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强制执行工作是我国司法建设工作的一项长期的战略性任务，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市场经济的繁荣，审判、执行实践的不断深入，新问题、新情况的不断产生，执行人员深感立法的不足，当前，在我国把执行程序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分离出来，单独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制执行法的条件已趋成熟。其表现在：第一，执行难的问题十分突出，一些债务人利用执行法规不健全的漏洞，逃避执行。执行立法滞后的现象已明显暴露。司法实践要求立法跟上已成燃眉之急。第二，我国法制工作的开展，立法技术的成熟，以及民事、经济、行政法律的逐步出台，法律的综合作用将更充分发挥出来。民事权益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第三，世界各国的立法模式采取了制定强制执行立法的趋势。如日本、奥地利、比利时等国采取了制定强制执行法的体例。制定独立的强制执行法，吸纳更具体、更确实、更充分的内容，以适应日趋复杂的执行工作的需要的观念已在许多国家形成共识。一批民间法学家制订的《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已经经过三次修改，详尽而务实的规定了原则、分类、涉外、手段等（2），分四编252条，一部统一的执行法典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必不可少的有机组成部分，希望这部草案可以早日上升为国家层次的法律文件。
（二）建立社会信用体系
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在分析后认为执行难有相当原因是因为：未完成信用体系，没有建立执行案件的信息库，这方面可以分为2大部分，一部分是社会的信用网，最主要是在银行和金融体系方面，虽然这方面会耗费较高的成本，但是该信用网在为法院系统服务的同时更大的作用是服务于整个社会，对于防止我国日益蓬勃发展的金融市场所出现的动荡和危机是不言而喻的，同时我们不一定要照抄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可以建立比较适合我国国情的较低层次的网络，另外一部分就是法院内部的执行案件的信息库，这部分的关键就是资源共享，包括各法院之间和社会的互通，在这里我想强调的一点是法院的公告制度，法院的公告特别是基层的和一些标的不大的案件往往只不过是公告在法院里公示栏里，形同虚设。
（三）加强惩罚力度
已生效的法律文书是容不得一点讨价还价的，哪怕是耽误一天也是在违法，但是现在司法实践对于恶性拒不执行而判刑的案件寥寥可数，这是可悲的。刑法典上的第314条和第315条所规定的关于恶性拒不执行罪名可惜都加上了情节上必须要 “情节严重”的，这显然是一种处于对被执行人倾斜的考虑，本人认为过于保护，因为从法律文书生效的第一天开始，被执行人就是在犯罪，而必须要他拖到有一定的后果出来或者是进了客观的时日才定罪那是可笑的，这可能是因为我国的刑罚种类的局限造成的，立法者认为对于情节不是很严重的被执行人无论是用我国现行的哪种罚种都过重，我建议引入西方国家的“服务令”制度，强制被执行人为社会做公益服务，以工代偿，可能有人认为这样会违反了执行原则里的执行标的有限原则要求，其一，执行标的仅限于债务人的财产和行为除了危害到诉讼另一方当事人外更重要的是危害了社会的稳定和法律的尊严，而且被执行人他无需要24小时处于监管之下，他只要在按规定的时间段里作出服务，其他时间里依然由他本人自由分配，所以严格来说并不能认为被执行人的人身处于被执行的状态。
（四）取消执行通知书。现在实行的执行通知书制度弊大于利：1、执行通知书导致出现了两个重复的执行依据，使被执行人认为不按判决书、调解书履行义务不会直接引起强制执行，从而影响了法律文书的严肃性；2、出现了两个履行期限，容易造成当事人的误解，认为只有不按照执行通知书确定的期限履行才有被强制执行的结果，而判决书、调解书确定的履行期限无所谓；3、执行通知有时会起提醒当事人转移财产、逃避执行的负面作用，使执行通知书成了“逃债通知书”；4、增加了工作量和执行费用。
（五）法院系统改革工程
作为真正落到实处的执行员面对人手财政的缺乏，行政方面的压力应该重新对执行庭进行设置，建立相对于法院和政府都独立但并不是完全没联系的执行机关，首先执行前期与法院协调以了解全案案情，与行政机关的合作就是要在执行员的监督下适当引入行政权力以便执行的顺利进行，我强调的是一个相对而言，是独立的，但又不完全是独立的机关。在我国，行政机关作为被执行者执行不了的情况很突出，他们的赖帐往往比社会上的一般被执行对象赖帐行为造成的影响要恶劣得多，但是他们的难处并不是绝对的，只要上级机关作出一定的合作就肯定可以给予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执行机关和上级部门作出一定的联系和协调就可以解决问题，面对社会上的被执行对象更是如此。有适当的公权力加入总好过几个法官带上法警去磨破嘴皮宣传法制的效率强得多，但是是否说由政府机关来执行呢？我国目前情况还不行，因为我国现在还在强调依法行政，离依法行政还有一定的差距，一旦赋予政府机关一个独立的强制执行权而且该权力覆盖了民事和行政方面，那是对我国的部分当权者一个相当大的考验。在美国，对民事诉讼的判决没有设立专门的执行机构，只是在法官的监督下交由行政机关来执行。但是结果却令人难以置信，“大多数人都会自觉履行司法判决和命令”。而在我国，在法院中设立了执行局和执行庭等执行机构，而结果却不能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原因是什么？“当然，自觉履行反映出公众对司法制度的信赖和尊重”（5），换言之，就是他们（美国公民）都是法律制度的合作者，即合法合理的法律、法律制度及其产品，不和綦中对自己不利，都会遵循而为。不论判决结果实际如何，和它是否符合自己的预期、是否是不利于自己，只要它满足了判决所具有的条件，如既判力、判决作出的程序，他们就会自愿地去执行判决。相对而言，我国的某些人则是制度的投机者，他们不在乎制度所能带来的制度正义和社会正义，只在意它能否给自己带来好处。如果给自己带来了利益，那么就会自觉主动地去遵守，并高呼天天理存在；如果给自己带来了不利，那么他们就会尽力办法去规避，而且到处宣讲社会如此黑暗。在他们心中，利益高于一切，只要法律制度的运行对自己产生利益，他们就会用尽一切救济手段来挽回“损失”。这时最有效的救济手段往往是公共权力。他们既崇尚权力，又害怕权力，在权力的占有者面前，他们要么委曲求全，甚至不惜以养成腐败的代价来求得利益。因此他们不仅是制度的不合作者，为了信仰，他们会寻求一切手段，包括牺牲法律制度来实现个人利益。因此不自愿履行民事判决也是能预见到的，所以我主张效仿美国建立一个既独立于法院和政府但又有适当的公权力介入和在法官的监督下的执行机关。
（六）建立完善的社会监督机制，保障执行工作的顺利开展
执行难的原因是诸多方面的，这一点是人所共知的。所以解决“执行难”不是哪一系统，哪一部门的事，是全社会的事，前面在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已谈到，在金融系统建立法院执行信息系统，这样对被执行人存款就能及时掌握，并能采取相应的执行措施，使案件及时得到执行，再如，对外出务工的人员或其他外出人员的临时住址，由临时居住地的公安机关进行管理，并及时通报给户籍所在地，这样，不管被执行人到何地去，人民法院都可以通过户籍所在地的公安机关掌握其行踪，对其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明显有利于案件的执行。
（七）建立社会救济制度
有些执行条件，不是因为其他原因未执结的，而是确实不能执结。例如：一些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赔偿的数额大多都是十几万、几十万元，而当事人的履行承受力是永远达不到的，这些案件也是永远不能执结的，对这类案件，如何解决，各地的做法都不同，有的法院在征得社会各界的支持下，成立“执行难案救济金”专门帐户，对救济的条件、审批程序、救济金筹集的方法、方式、途径都有明确的规定，通过初步尝试，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
相信只要全社会上下都能够关心、支持执行工作，经过法官们的不懈努力，在不远的将来，执行难问题一定能够得到彻底解决。
长沙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长沙市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办法》的通知
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长沙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长沙市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办法》的通知
长政发〔２００４〕５５号
各区、县（市）人民政府，市直机关各单位：
现将《长沙市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长沙市人民政府
二OO四年十二月十四日
长沙市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完善我市社会救助体系，切实保障农村特困居民的基本生活，根据《长沙市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健全城乡社会救助体系的通知》（长政发〔２００４〕５４号）精神，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应遵循保障农村居民基本生活的原则，坚持国家保障与社会帮扶相结合、鼓励劳动自救的方针。
第三条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制。市、区（县、市）民政局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管理工作；市、区（县、市）财政局按照规定落实和管理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
各区、县（市）民政局以及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以下统称管理审批机关）负责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具体审批管理工作。
村（居）民委员会根据审批管理机关的委托，承担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日常管理、服务工作。
第四条 凡具有本市常住农业户口、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户籍所在区、县（市）当年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农村居民，均可申请享受当地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各区、县（市）应根据当地财力情况和农村居民的贫困程度确定保障规模。各区、县（市）农村特困人口数占当地农村人口总数不足５％的，按实有特困人口数进行保障；农村特困人口数超出该地区农村人口总数５％的，按照该地区农村人口总数５％的比例进行保障。各区、县（市）根据所属乡镇（街道）农村贫困居民的数量和贫困程度，对各乡镇（街道）实事求是地确定不同的保障比例。对农村“三无人员”（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赡养、扶养、抚养人），应切实做到应保尽保；对因残、因病或因天灾人祸导致家庭年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农村居民，应优先纳入保障范围。
第五条 确定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应坚持既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又考虑当地财政承受能力；既能保障低收入农村居民的基本生活，又有利于克服依赖思想、调动劳动积极性的原则。分区、县（市）确定不同的保障标准，按对象进行分类施保。
长沙县、望城县、浏阳市、宁乡县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８４０元/人·年，散居农村“三无人员”全额享受，其他特困人员差额享受；由敬老院集中供养的农村“三无人员”１２００元/人·年。
芙蓉区、天心区、岳麓区、开福区、雨花区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１２００元/人·年，散居农村“三无人员”全额享受，其他特困人员差额享受；由敬老院集中供养的农村“三无人员”１５００元/人·年。
实施本办法以前农村“三无人员”供养标准高出本办法规定的，继续执行原供养标准，高出部分通过原渠道解决。提倡村、组在村民自愿的基础上继续为农村“三无人员”统筹口粮。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应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居民生活水平和物价指数的变化情况适时调整。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市民政局会同有关部门拟订，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执行。
第六条 家庭收入是指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的全部可支配收入的总和，包括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净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主要包括：
（一）种植业、养殖业、手工业及其他家庭经营收入。
（二）批发零售贸易及餐饮业收入。
（三）社会服务业及外出务工劳务收入。
（四）村（组）集体经济分配收入。
（五）因征地拆迁或其他原因所获得的一次性补偿收入中，扣除房屋重建及简单装修费用支出、家庭成员当年因病住院的医疗费用支出、家庭成员当年大宗学杂费用支出之后的收入。
（六）非共同生活的法定赡养（扶养、抚养）人应当依法给付的赡养（扶养、抚养）费。但非共同生活的法定赡养（扶养、抚养）人家庭人均收入低于所在地城市（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除外。
持有具有法律效力的赡养（扶养、抚养）协议、裁决的，按照赡养（扶养、抚养）协议、裁决的数额计算；超过协议、裁决数额的，按实计算。
没有具有法律效力的赡养（扶养、抚养）协议、裁决的，赡养（扶养、抚养）费的计算方法为：非共同生活的法定赡养（扶养、抚养）人的家庭总收入减去其共同生活的家庭人口数与当地农村（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积，剩余部分再除以赡养（扶养、抚养）人家庭人口数与应赡养（扶养、抚养）人数之和，得数即为应付给每个赡养（扶养、抚养）人的赡养（扶养、抚养）费。
（七）遗产或财产继承所得收入。
（八）自供自给的实物（以市场价格折算）收入。
（九）在购买奖券、彩票等有奖销售中所获得的收入。
（十）房屋出租收入。
（十一）其他应该计算的收入。
第七条 在外打工的农村居民，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或收入难以确定的，按最低工资标准计算。
第八条 下列资金不计入家庭收入：
（一）优抚对象按规定享受的抚恤金、补助费、护理费、保健金及义务兵家属优待金；
（二）政府、社会及学校给予困难家庭在校子女的助学金、奖学金；
（三）政府、社会组织和个人给予的临时性生活救助金、慰问金。
第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批准或取消保障待遇：
（一）不按规定如实提供有关证件、证明，不配合有关工作人员进行调查，家庭收入状况明显好转而不主动向村（居）民委员会或管理机关报告的；
（二）三年内因购买、修建或装修住房（必要的维修除外）造成家庭生活困难的（但因拆迁安置购买、修建住房并进行简单装修的除外）；
（三）有责任田（责任土）且有劳动能力但不耕种的（外出打工、经商而将责任田或责任土承包给他人的除外）；
（四）本人及家庭成员打牌赌博或进行与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不相符的娱乐和休闲消费的；
（五）家庭拥有非生活所必需的高档消费品，如手机、摩托车、空调及贵重饰品等的；
（六）家庭生活水平明显高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七）吸毒、劳教及服刑人员；
（八）享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人员因上述原因被终止享受低保待遇未满三个月的；
（九）其他法律、法规规定不能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第十条 申请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以户口属地为原则，人户分离的，需人户一地后才能申报，但混合户口家庭（夫妻一方为农业户口，另一方为非农业户口）除外。
申请享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家庭中有子女因考入大中专院校而将户口迁至就读学校的，仍按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计算并享受原户籍所在地的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第十一条 申请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家庭，应当以户主为申请人向户籍所在地村（居）民委员会提交书面申请。户主在提交书面申请时，还应提供下列相关证件和证明材料：
（一）户口簿及家庭成员居民身份证的原件和复印件；
（二）家庭成员收入状况证明；
（三）法定赡养（扶养、抚养）人家庭成员收入证明或赡养（扶养、抚养）协议等有关法律文书；
（四）家庭成员中有残疾人的，应提供残疾证原件及复印件；
（五）家庭成员中患有严重疾病的，应提供医院病历证明、疾病诊断证明书及医疗费用收据；
（六）土地（山林、水塘）承包或者租赁合同原件及复印件，以及由村（居）民委员会出具的农业收入证明；
（七）其他必需的有关证明。
申请人要求有关部门、单位或组织出具收入等情况证明的，有关部门、单位或组织应如实提供。
第十二条 村（居）民委员会对申请人提供的证件和证明材料组织进行调查核实，根据调查核实的情况进行民主评议，确定补差标准，指导经初审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填写《长沙市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申请审批表》，张第一榜公示，并上报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
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对村（居）民委员会上报的对象进行复查、审核，符合条件的，由村（居）民委员会张第二榜公示，同时上报区、县（市）民政局。
区、县（市）民政局对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上报的对象进行审批。村（居）民委员会对区、县（市）民政局的审批结果张第三榜公示，公示后无异议的，由区、县（市）民政局发给《长沙市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并报市民政局备案。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从批准之日的下月起实行按月发放，委托长沙市农村信用合作社代发。
第十三条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实行随时申报、按季审批。村（居）民委员会和管理审批机关应当自接到申请人书面申请之日起三个月内办理审批手续。
实施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要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要坚持民主评议和三榜公示制度。村（居）民委员会应成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民主评议小组，评议小组成员经民主推选产生，一般应为村组干部、党员代表以及德高望重、有影响力的农村居民代表。村（居）民委员会应设立固定的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公示栏。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行年审制度。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下年度需继续保障的，应重新办理申请、审核、审批手续，但农村“三无人员”除外。对停止享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家庭，区、县（市）民政部门应当及时收回《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享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情况发生变化时，应当及时、主动告知村（居）民委员会或管理机关，并办理停发或调整最低生活保障金的手续。
经审查确认为不符合保障条件的，审查部门应当通过村（居）民委员会书面通知申请人；凡停发保障金或变更保障金标准的，需经区、县（市）民政局审核、批准后，由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书面通知保障对象，并说明理由，同时办理相关变更手续。申请人或保障对象拒绝在送达通知书上签字或书面通知书无法送达的，审查部门或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可以在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公示栏内公示告知。市民政局是我市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工作的主管部门，按照市、区（县、市）民政局和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分级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实施规范化、公开化、动态化管理。各级民政、财政、监察、审计部门应加强监督检查。
第十四条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实行财政分级负担。在５％的保障规模以内，四县（市）农村“三无人员”保障资金全额和其他特困人员年人均补差在２４０元以内的部分，由市与县（市）财政按比例分担，超出部分由各县（市）财政自行负担。市与县（市）具体分担比例另行确定。五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由各区财政自行负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村（居）民委员会不承担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的筹措责任。
每年年底前，各区、县（市）民政部门在核定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所需保障资金的基础上，向同级财政部门和上级民政部门提出下一年度用款计划。市应承担的保障资金由市民政局根据各区、县（市）民政局上报的用款计经审核后报市财政局审定。市、区（县、市）财政部门应将审核后的保障资金用款计划列入财政预算。资金的拨付及管理参照长财社字〔２００３〕１９号文件的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从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管理审批工作的人员，包括市、区（县、市）民政局及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村（居）民委员会相关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批评教育或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不符合享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家庭故意隐瞒收入或家庭实际经济状况，出具虚假证明，签署同意享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意见的；
（二）对符合享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家庭拒不签署同意意见的；
（三）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或者贪污、挪用、扣压、拖欠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的。
第十六条 各区、县（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办法制定本区、县（市）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细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从２００５年１月１日起施行。《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长沙市农村特困户救助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长政办发〔２００３〕３４号）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