衢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衢州市政府性债务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浙江省衢州市人民政府
衢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衢州市政府性债务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衢政发〔2005〕59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直属各单位：
《衢州市政府性债务管理暂行办法》已经市政府第14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五年十二月七日
衢州市政府性债务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政府性债务管理，规范政府性债务的举借和偿还行为，提高政府性债务资金使用效益，防范和化解政府债务风险，根据《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2004〕20号）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通知》（浙政发〔2005〕5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市本级政府性债务的举借、使用、偿还的监督管理。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政府性债务，是指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单位和政府性投融资公司举借或依法担保，最终需由政府偿还的债务。政府直接投资或管理的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市政建设、工业园区项目和其他公益性建设项目所借的款项均按本办法管理。
第四条 市财政局是政府性债务的主管部门。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所属单位举债，由市财政局实行统一归口管理。市财政局与市发改委、审计局等有关部门应根据各自职责，密切配合，共同做好政府性债务的管理和监督工作。
第五条 举借政府性债务必须正确处理加大投入与合理确定举债规模、确保偿债能力之间的关系，政府投资要遵循“有所为、有所不为、量力而行、优化结构、注重效益、明确责任、防范风险”的原则。严格规范政府性债务的收支计划管理、项目资金管理、使用管理、偿还和风险管理、预警和监督管理工作，将政府性债务纳入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
第二章 政府性债务的收支计划管理
第六条 政府性债务实行年度收支计划管理。编制统一的政府性债务年度收支计划，应当根据建设需要和承受能力，充分考虑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政府可支配财力。
政府性债务规模应当与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和可支配财力相适应。各部门、各公司的负债规模与本部门本公司的偿债能力相适应。
第七条 各部门、公司应当按照前条的规定，编制政府性债务年度收支计划，明确政府性债务建设项目、投资规模和偿还本息等计划，由主管部门汇总后报送市财政局。无主管部门的单位，直接报送市财政局。
第八条 政府所属部门、公司编制申请举借债务计划时，应向市财政局提供下列资料：
（一）举借政府性债务申请书；
（二）经批准的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
（三）财务报表；
（四）市财政局认为应当提供的其他资料。
政府性债务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项目名称、内容；
（二）举借债务数额、来源、期限、利率；
（三）配套资金落实情况；
（四）偿债资金来源和偿债行政责任人、偿债监督行政责任人及最终债务人；
（五）还款计划和举借政府性债务对财政预算、部门预算的影响；
（六）其他应当载明的事项。
第九条 市财政局应当根据经审核后的部门政府性债务年度收支计划，结合地方经济发展和财政收支状况，编制市本级政府性债务年度收支计划，报送市政府，经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后执行。
市财政局应根据市政府批准的政府性债务年度收支计划，在30日内批复市级各部门，各部门应及时下达到所属单位、公司。
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公司必须在批准的计划内举借政府性债务。
未列入政府性债务年度计划和未经市政府批准的政府负债建设项目，不得进行项目招投标和开工建设。
第十条 政府性债务年度收支计划经批准后一般不作调整。在执行中确需调整的，应按本办法的有关规定程序重新审批。
第十一条 举借政府性债务应当事先落实偿债资金来源和偿债责任以及抵御风险的措施。
政府及所属部门、公司不得为其他经济组织提供融资担保和承诺。
第十二条 政府性债务资金不得用于经常性支出和竞争性项目建设。没有稳定、可靠资金来源作还债保障的项目，不得负债。
第十三条 政府性举债建设项目应由市发改委、财政局等部门对建设规模、筹资渠道、成本收益和偿债资金来源等作评审论证后确定，重大项目应通过社会听证、公示等形式充分征求各方意见。
第三章 政府性债务的使用和偿还
第十四条 政府性债务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一）政府或财政直接借款或转贷的一类项目债务；
（二）政府所属部门及政府设立的各类投融资机构为了社会公共需要直接举借的二类项目债务；
（三）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或政府财政出具承诺、担保的三类项目债务。
第十五条 按照“谁举债、谁偿还”的原则，使用政府性债务资金的单位必须承担偿债责任。其法人代表为偿债行政责任人，对偿还政府性债务承担行政领导责任；其主管部门的主要领导为偿债监督行政责任人，承担对偿债行政责任人组织偿还政府性债务工作的监督责任。债务人必须按照借款合同偿还到期政府性债务。
第十六条 政府或财政直接借款或转贷的一类项目债务，应当通过市财政逐级偿还；部门、公司直接借款的二类项目债务以及政府或财政出具承诺、担保的三类项目债务，由直接借款人偿还。
第十七条 政府性债务资金应当专款专用，由债务人在指定银行开设债务资金专用账户，并将开户情况报主管部门及财政部门，接受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的监督。
第十八条 项目配套资金应按计划足额落实到位，并纳入政府性债务资金专户管理。
第十九条 债务人的法定代表人发生变更前，应当书面告知市审计局，由市审计局依法进行审计。新的法定代表人承担组织偿还全部政府性债务的义务。
第二十条 在使用政府性债务资金项目实施期和还款期，债务人应当按计划筹集资金。下列资金可作为偿债资金的主要来源：
（一）企业利润和折旧；
（二）企业筹集的股本金；
（三）配套资金中安排的偿债资金；
（四）处置国有资产收益；
（五）财政预算安排的其他专项偿债资金；
（六）部门预算安排的偿债资金；
（七）最终债务人的其他收入。
第二十一条 经市政府批准，需用财政资金偿还的政府性债务支出，应当纳入财政预算；债务人需用财政资金偿还政府性债务，必须向市财政局申请列入本部门年度预算或部门预算。
市财政局按照经批准的预算及时拨付偿债资金。
第二十二条 债务人应当将偿债资金列入财务计划，专项管理，不得挤占、挪用。
第二十三条 债务人不能偿还到期政府性债务的，市财政局可对其及主管部门实行预算扣款等办法筹集资金，代其偿还债务。
第二十四条 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公司债务人须按政府性债务年初余额的3%—8%建立政府偿债准备金，有条件的可适当提高提取比例。
第二十五条 市财政须设立偿还政府性债务专户。列入财政预算和部门预算的偿债资金，由市财政局或有关部门按预算直接拔入市财政局开设的偿债准备金专户，专门用于偿还政府性债务。
第二十六条 政府偿债准备金的来源：
（一）财政预算内拔款；
（二）专项用于偿还政府性债务的非税收入；
（三）提前收回的政府性债务资金；
（四）从配套资金中提取的资金；
（五）处置政府性国有资产收入；
（六）其他来源。
第四章 政府性债务的风险和预警管理
第二十七条 建立监测政府性债务的指标体系和预警机制，运用负债率、债务率、偿债率等监测指标，设置警戒线，监控政府性债务规模和风险。
负债率：是指政府性债务余额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警戒线为10%，它所反映的是地方经济状况与政府性债务余额的适应关系。
债务率：是指政府性债务余额与当年可支配财力之比，警戒线为100%，它所反映的是地方可支配财力对政府性债务余额的承受能力。
偿债率：是指当年偿还政府性债务本息额与当年可支配财力之比，警戒线为15%，它所反映的是地方当年可支配财力所能支付当年政府性债务本息的能力。
上述警戒线均不得超过。
在上述政府性债务余额计算时，对各投融资公司拥有的可变现资产可以抵减。
第二十八条 政府性债务规模一般不应超过本级政府当年可支配财力规模。可支配财力是指本级政府剔除行政事业单位正常运转经费外的预算内外收入。
第二十九条 政府各类投融资公司的债务规模一般不得超过可变现资产的规模。可变现资产主要是指公司拥有的即可转化为货币资金的房产、土地使用权以及其它财产、权利和资金。
第五章 政府性债务的监督管理
第三十条 债务人应当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进行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按规定向主管部门和市财政局报送项目财务报告、部门财务报告和偿债计划落实情况报告。
第三十一条 债务人每年应当向市财政局报送政府性债务资金使用报告。市财政局每年向市政府、市人大和上级财政部门报送政府性债务报告。
第三十二条 在使用政府性债务资金项目实施期内，审计局应当对债务人的债务资金使用情况和偿债计划的落实情况进行年度审计，项目终了时进行结算审计。
第三十三条 债务人应当在使用政府性债务资金项目完成后30日内，向市财政局、发改委、审计局等部门提交使用政府性债务资金项目终结报告。相关部门在接到报告后，应对项目的社会经济效益、功能作用以及债务偿还能力等进行全面的绩效评价。
第三十四条 市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公司的政府性债务情况应列入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范围，作为领导干部考核的一项重要指标。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财政、审计、监察等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处理，并追究相关人员和领导的责任；对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一）未按照规定原则和程序举借政府性债务的；
（二）未按照规定要求编制和报送本部门政府性债务收支计划的；
（三）不及时到市财政局登记政府性债务、向市财政局提供财务报表和债务报告的；
（四）配套资金不落实的；
（五）违反规定，擅自出具担保、承诺的；
（六）虚报项目，骗取政府性债务资金的；
（七）截留、挪用政府性债务资金和偿债资金的；
（八）违反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管理有关规定，因预算超概算、决算超预算、投资超计划造成新债务的；
（九）无故不偿还到期政府性债务的。
第三十六条 财政、国资、审计等政府性债务管理和监督部门的工作人员应当依法监管，秉公执法，对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给予严肃查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七条 法律、法规对政府性债务管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八条 各县（市）可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参照执行。衢江区、柯城区要根据本办法的规定，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并报市政府备案。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由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四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不 穿 法 袍 的 法 官
——再论律师职业的性质和地位
芦志锋（上海市金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律师业——在夹缝中生存的职业
通常，人们总是把律师称为自由职业者。但是，这一“自由”的职业者并不象人们通常所想象的那样自由。对律师而言，他们更象是一群生活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夹缝间的人。站在政治国家的立场上，律师、或曰讼师的存在，即意味着对国家机关及其司法官吏对法律知识和法律解释的垄断权的挑战。我们知道，在人类社会早期，成文的法律是不存在的，法律仅仅存在于统治阶级的头脑中。凭借着对法律知识的垄断，统治阶级可以任意对人民科以义务，施加刑罚。尽管后来在平民斗争的推动下出现了成文的法律，但是浩如烟海的律令格式甚至连读书人出身的官吏都不能窥其端倪，更不用说目不识丁的平民百姓。对众多百姓们而言，“上官府”、“打官司”无疑是一种畏途，而请人帮忙打官司也就在情理之中。正是在这种最原始的对法律帮助的需求的推动下，中国在高度集权的封建时代仍然诞生了“讼师”这一职业。尽管在一个以权力为核心的专制社会中，讼师的出现不可能改变当时社会的基本形态，甚至讼师本人也不可能有目的去维护司法的公正，但是讼师的出现毕竟部分地打破了官府对法律知识的垄断，方便了一些老百姓伸张自己的权利。这也正是讼师不容于专制社会的根本原因。
尽管经过历史的演进，随着市民权利的扩张和国家权力的分立，法律已经不再是专制统治的工具和专利，而日益成为调整不同层次的社会关系的游戏规则。但是由于司法权仍然是一种为国家所垄断的权力，由国家司法机关和司法官员所把持，普通公民在强大的司法机关面前仍然不免显得弱小和孤单。同时，伴随着社会关系的多样化，法律规则日益走向复杂化，普通公民面对日益膨胀的法律规范体系同样存在诸多盲区。而精通法律规范的律师，不仅利用其所具有的法律知识，同时还由于律师具有的司法职业者的身份，在与司法机关打交道的过程中往往能发挥一般公民所不具有的优势。因此，律师在诉讼中实际上行使了一种“平民司法”的职能。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律师的参与，公共司法才不至于发展成为一种专制的权利；换而言之，律师的存在是对公共司法权威的最大挑战。所以律师经常被视为“刁民”的代表而受尽公共机关的排挤也就不足为怪了。
二、亦官亦商的律师
有鉴于此，如果法律和制度没能在身份上为律师提供一定的保障，律师职业就很难获得其应有的生存空间。因此，历史上律师业比较发达的英美法系国家，以及当代的西方国家莫不赋予律师在执业过程中一定的特殊身份和地位，这种情况大致可以用赋予律师一定的“司法性”来形容。所谓“赋予律师的司法性”，并不是说赋予律师司法官员的官方身份，同吃一份“皇粮”，而是指律师根据法律的授权，在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方面具有与司法机关相同的职能和职责。例如：德国律师法规定：“律师是独立的司法人员”；加拿大出庭律师与初级律师法第3条和第17条分别规定：“律师属司法辅助人员系列。律师从事司法业务时应着职业服装”，“每一个获准在最高法院担任初级律师的律师协会会员，均为加拿大自治领地的所有法院的官员”。 日本和我国台湾省虽然没有在法律中明确规定律师是司法人员，但是法学界和律师界都普遍地把律师尊称为“在野法曹”，以区别于拿国家薪水的司法官员。此外，在英美法系国家，律师除了受理自己的业务之外，还经常要为司法机关服务。例如：美国律师职业行为标准规则便规定，“在法院工作繁忙、法官人数不够时，律师有应法院指定代理法官的义务。”除了代理法官职务之外，英美法系国家的律师也经常为检察官服务，代表国家出庭支持公诉。①
律师与国家司法制度的这种密切关系在清末的司法改革中就被中国第一批的法学家所发现和认识。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修订完成。沈家本、伍廷芳在上奏刑事民事诉讼法拟请先行试办一折中，对律师在诉讼中的作用，律师培养的重要性等作了深刻的阐述。奏折称：“盖人因讼对薄公庭，惶悚之下，言辞每多失措”，“故用律师代理一切”诉讼事宜，就能杜绝案件的“枉纵深故”。“各省法律学堂俱培养律师人才”，合格者“给予文凭”，“分拨各省以备办案之用”，“国家多一公正之律师，即异日多一习练之承审官也”。 该奏折明确提出培养法律人才的重要性，并将律师列为法官的后备人员。尽管历经百年，现在读来仍然令人不得不感叹老一辈法学家的远见智慧。辛亥革命爆发后，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诞生后，建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临时政府对建立律师制度的重要性、必要性同样具有非常明确的认识。临时政府认为：“司法独立，推检之外，不可不设律师与相辅相制，必使并行不悖，司法前途方可达圆满之域。”明确地把律师和法官、检察官共同列为司法公正的三大柱石。②
除了获得法律上认可的身份保障之外，各方面制度的支持对于维护律师的司法性亦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根据国外的有关经验，这些制度上的保障措施主要包括：严格的职业准入制度、法律职业者一体化制度以及严格的行业自律制度。
首先，由于律师职业与司法公正和人民权利的实现息息相关，国家就必须保证律师本身具有从事司法职业的专业素质。英国和美国普遍规定，获得律师职业资格的前提是在政府或者律师协会认可的法学院取得规定的学位。而取得法学院入学资格的前提条件是申请人已经取得学士学位或者具有相当的学历。在德国，要想成为法律工作者，首先得进入大学的法学院学习。虽然德国的法学院没有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学院那么严格的入学条件，但是入学者通常要在法学院学习五到六年，期间还要通过两次司法考试。由于法学院的教学和考试非常严格，学生的中途退学率通常高达50%。③
第二，为了避免司法机关出于职业偏见或者出于职业优越感而对律师进行压制、打击，或者鄙视律师的行为而影响到律师开展正常工作，英美法系国家普遍实行法律职业者一体化的制度。所谓的“一体化”表明了，在英美法系国家，律师与作为司法官吏的法官、检察官在职业培训、职业资格的取得以及职位的流动上具有很强的互通性。以美国为例，除少数地区的小型法院之外，所有的法官都是其所在州律师协会的成员，大多数法官都有从事律师职业的经历，所有的检察官同时也都具有律师资格。许多初出茅庐的法学院毕业生，往往还把担任公诉人或者助理检察官的经历，作为其独立从事律师职业前的准备阶段。
第三，律师的司法性不仅仅来自于社会或者国家的承认和赋予，同时也要求律师本身要有严格的职业意识和自律意识。几乎所有国家的律师都成立自己的团体——律师协会。律师协会最主要的功能之一就是制定行业规范并监督其实行的情况。在这些行业规范里，通常都要求律师保持良好的道德情操、职业水平。为了避免经常与商业的客户打交道的律师们染上各种商业习气，危及法律行业本身应当具有的讲究学识与主持正义的形象，各国普遍对律师广告、律师出入各种场合以及律师在媒体上露面进行限制。尽管上述行规似乎过于严厉了些，但出于对自身职业的认同感和荣誉感，国外的律师们普遍都能够自觉地遵守这些“清规戒律”。
三、
时至今日，我国的律师业经过改革开放后二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初具规模。据统计，截止到2000年初，中国律师的数量已达近十一万人，其中专职律师达63000多人，兼职律师达15900人，特邀律师5900多人，律师助理24000多人。从律师的文化素质看，大专学历的约占律师总数的48.1%，本科学历的占34.8%，硕士研究生学历的占4.8%，博士研究生学历的占0.32%。④从总体的文化素质来看，律师队伍要明显高于其他法律职业群体。然而，这一看似红红火火的群体仍然不得不面对的是同样一个冰冷的现实——低微的身份。就目前而言，大多数中国律师的悲哀不在于生存的艰辛，而是因为大多数的国人，甚至包括律师本身对律师职业所持的蔑视态度。尽管司法机关本身常常因为腐败和无能受到老百姓的痛斥，但是老百姓在大多数情况下，宁可把实现正义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认为腐败的司法机关身上，也不会想到要去寻求律师的帮助。这其中或许有历史文化的遗传基因在作怪，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扪心自问——沈家本等第一代法学家关于培养一个律师群体作为司法公正柱石的设想是否已经被历史，或者说被市场经济的浪潮所湮没？在此仅以立法为例，我国现行《律师法》第二条为中国的律师下了一个定义：“本法所称的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从这一定义本身出发，我国律师在身份上不仅与英美法系国家的律师相差甚远，也与大陆法系国家普遍把律师、法官和检察官并称为司法三柱的做法有很大的差距。根据这个定义，除了在服务的内容上与一般的服务业有所不同之外，我们很难把中国的律师和其他从事服务业的人员区分开来，更无法体现律师工作对社会的特殊意义。
立法上对律师职业的定位和评价过低，不仅与律师职业的特点和律师所肩负的使命有着巨大的差距，同时也压抑了律师主动去维护社会正义的积极性和使命感，而且还极大地限制了律师职业的进一步发展。仅就目前而言，除了高收入和身份上的“自由”之外，我国的律师业似乎很难再有什么可以吸引人才的地方了。许多法学院的毕业生在离开校门后争相要涌入司法机关，却不太愿意去从事律师职业，就是因为社会对律师的评价实在太低。而律师行业发展的滞后，已经日益成为制约我国司法改革进一步深入的瓶颈。当前，随着“依法治国”口号的提出，法学界和司法界的许多有识之士提出了诸如：审前证据交换、当庭质证和认证制度、提倡实行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等进一步完善和改革我国司法制度的设想和建议。这些设想和建议无疑对我国的法治建设有极高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但是，无论理论上的设计有多么精细，落实到具体上都需要有人去实施才行。法治社会离不开一个高素质、负责任的律师群体。仅凭理论界和立法者的一腔热血，而没有一支高素质的律师队伍在背后支持，这些美好的设想就很难得到实现——这就好比盖一所房子如果只有设计师而没有建筑师，那么所谓的高楼大厦就永远只能是停留纸面上的空中楼阁罢了。
① 陶髦、宋英辉、肖胜喜：《律师制度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8~29页。
② 同上，第15页。
③ 宋冰：《读本：美国与德国的司法制度及司法程序》，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9~220页。
④曹秋红：《中国律师业的回顾和展望》，《中国法律》2001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