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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强制变卖被扣押船舶清偿债务的具体规定》的通知
最高法院


通 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各海事法院：
现将我院《关于强制变卖被扣押船舶清偿债务的具体规定》印发给你们，望认真贯彻执行．
1987年8月29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强制变卖被扣押船舶清偿债务的具体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的有关规定，在总结审判经验的基础上，参照国际习惯作法，对于强制变卖被扣押船舶清偿债务问题具体规定如下：
一、强制变卖船舶
（一）船舶被扣押后，船舶所有人在30日内拒不提供充分、可靠的担保，或者看管船舶的费用很大，或者船舶本身及其机件、设备不宜继续扣押的，法院可以应申请人的申请予以强制变卖．
（二）申请人申请强制变卖船舶，应向扣押船舶的法院提起诉讼，并提交强制变卖船舶申请书．
（三）受理法院收到强制变卖船舶申请书后，应对申请是否有充分理由和依据进行审查，及时作出准予或者不准予强制变卖的裁定．裁定须经法院院长批准．
被申请人或者申请人对裁定有异议的，可以申请复议一次．
（四）因申请错误造成损失的，申请人应当负责赔偿．售船期间的一切费用，由申请人垫付．
（五）受理法院裁定强制变卖被扣押船舶后，应在《中国日报》、《人民日报》（国内、海外版）上连续刊登变卖船舶公告3日．公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1、变卖船舶的理由和依据；
2、成立变卖船舶委员会负责变卖船舶事宜；
3、买船人的条件和购买船舶资料、察看船舶现状的办法；
4、变卖的方式、时间、地点和联系办法；
5、与该船舶有关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受理法院办理债权登记；逾期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变卖中受偿的权利．
（六）变卖委员会由受理法院指定本院执行员、会计师、验船师3至5人组成．变卖委员会的任务是：组织对船舶进行鉴定、估价；主持变卖，并负责与买方签署变卖成交确认书；变卖成交后，办理船舶移交手续，签署船舶移交完毕确认书，并出具船舶所有权转移证明书．
（七）债权人登记债权，应提交书面申请和享有债权的证据．受理法院经过审查认为符合登记条件的，发给接受申请通知书．申请人收到通知书后，应向法院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和委托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缴纳登记费人民币500元．
（八）买船人应在规定的期限内向变卖委员会登记，并在变卖前交验本人或者本企业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委托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和支付外汇能力的银行证明．
（九）变卖船舶的底价由受理法院确定．底价不得公开．
（十）变卖船舶采用公开拍卖的方式进行，以底价以上的最高报价成交．如报价低于底价，可进行第二次公开拍卖或者以其他方式变卖．
（十一）变卖成交后，由变卖委员会与买方签署变卖成交确认书．买方须当即交付船价20－25％的定金，并在成交之次日起7日内付清全部价款．买方翻悔的，定金不予返还．变卖所得款及利息一并参加清偿．
（十二）变卖委员会应在买方付清全部价款后之次日起5日内，于船舶停泊地以售船原状办理移交手续，与买方签署船舶移交完毕确认书，并出具船舶所有权转移证明书．

（十三）法院在移交船舶的同时，发布解除扣押船舶命令．
（十四）强制变卖船舶结束后，受理法院应在前述报纸上刊登公告，说明船舶业经变卖委员会公开拍卖给买方，船舶所有权自移交时起已经转移，买方对船舶在移交以前所负的债务不承担任何责任，船舶原所有人应自动向原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
二、船舶强制变卖后，受理法院应对起诉的案件时审理，确认原告的债权及其数额，并确定该项债权将与其他债权人的债权一并以卖船价款按清偿顺序、按比例受偿．
三、债务清偿
（一）债权登记期满后，由受理法院主持召开债权人会议．全体债权人通过协商，根据清偿顺序提出船舶变卖所得价款的清偿方案，签订清偿协议，经受理法院裁定予以认可．协商不成的，由受理法院裁定．
（二）清偿顺序．各项债权的受偿顺序如下：
1、在船舶营运中因人身伤亡产生的赔偿请求，船长和其他在船任职人员根据劳动法或者劳务合同追索拖欠的劳动报酬；
2、国家税收、港务费和其他港口费用；
3、海难救助的报酬和共同海损分摊；
4、因船舶碰撞或者其他海损事故产生的赔偿请求，包括与操纵船舶有关的损坏港池、助航设施或者其他港口建筑、设施所产生的赔偿请求；
5、已登记的其他债权．
船舶抵押权与上述债权发生重叠时，其受偿顺序位于上述第4项请求之后和第5项请求之前．抵押权有数个时，按抵押权设立的先后顺序受偿．
属于同一顺序的请求，不分先后，按比例受偿；但第3项请求，后发生的优先受偿；同一事故产生的数个请求视为同时发生的请求，
但是在按上列顺序清偿前，诉讼费用、为债权人的共同利益支付的费用和强制变卖船舶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应当先予扣除．
（三）清偿债务后的余款，归还被告．
四、在判决或仲裁裁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变卖被扣押舶船，可参照上述规定办理．



1987年8月29日
论非法收集的证据的效力

刘顺航

非法收集的证据是指警察、检察官、法官以超越法律授予的权限、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或其他不正当的方法获取的证据（以下简称非法证据）。非法证据有悖于证据的合法性原则，背离诉讼程序公正、司法权力制约等现代化法治要求，但是非法证据又往往具有证据的客观性和相关性，能够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有助于揭露犯罪。非法证据的这种特殊性质，在司法实践中常使司法机关陷入两难选择的境地：采纳非法证据能够证实犯罪，却等于默认执法人员的违法取证行为及后果；排除非法证据，则会失去指控犯罪的有力证据，甚至使罪犯逍遥法外。
一、当今世界多数国家对非法证据适用排除规则
为了保障法律的正当程序不致受到损害，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都确立了对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禁止使用违法所得的证据，即当认为使用某项证据有碍法律的正当程序时，无论该证据有无客观证据能力（客观性、相关性），一律不准使用。美国最高法院于1914年在一个判例中首次确立了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即法律实施官员违反宪法和法律有关规定取得的证据，在审判时不得作为定罪的根据采用，目的在于防止政府官员为取证而违反法律正当程序，侵犯刑事被告人的宪法权利。后来，英美法系国家普遍采用了排除规则。大陆法系国家在对待非法证据问题上最初采用“权衡原则”，根据案件情况权衡利弊取舍非法证据，在非法取证行为与放弃案件客观真实之间进行选择，两害相较取其轻，后来也逐渐向英美法系靠拢，逐步确立了对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
但是对非法证据确立排除规则的国家，一般同时也确立了一系列不适用排除规则的例外，以免排除规则涵盖过宽，以致放纵犯罪。
排除非法证据规则，反映了理想的诉讼追求与诉讼现实状况之间的矛盾，尽管它在司法实践中的实际效果有时确实令人不尽满意，特别是当一个实际有罪的人因执法人员的行为不当而逍遥法外时，很多人可能都会愤愤不平。然而，排除非法证据的目的在于通过摈弃违法取证的利益而遏制违法取证的行为，这种做法虽然可能会给社会利益以及被害人利益造成一定损害，但有利于防止社会利益以及组成社会的每个公民的权利受到政府权力滥用的侵害，实际上是符合社会要求权利保障的普遍利益的。
二、在我国确立合理的证据排除规则的必要性
合理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于促进我国依法治国进程意义重大。首先排除非法证据是诉讼程序公正的必然要求。诉讼作为解决争议的司法活动，本质上要求将公正作为其最高价值。而在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不能并存的时候，将程序公正置于实体公正之上，实行程序公正优先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共同选择。以合法手段收集证据，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是诉讼程序公正的重要内容，也是依法惩治犯罪的内在要求。采用非法证据，等于一方面要求公民必须守法，一方面却默认执法人员违法，并承认其违法后果。这样不仅被处罚的罪犯心中法律的公正观念荡然无存，而且产生间接鼓励执法人员违法行为的暗示，使宪法及法律有关程序公正的规定丧失其实质内涵。其次，排除非法证据是保障公民权利的必然要求。保障公民权利和有效惩治犯罪是刑事诉讼不可偏废的两项基本任务。我国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加强了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力度，强化了对公民合法权利的保护。非法取证行为直接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与保护公民权利的立法宗旨背道而驰。由于社会上每个公民都是潜在的涉讼主体，都可能成为非法取证行为的侵害对象，因而非法取证行为对全体公民的合法权益都存在潜在威胁。非法取证行为的目的就是要取得所需的证据，因而通过排除非法证据，否定非法取证行为及结果，来达到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目的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第三，排除非法证据是文明执法的必然要求。文明执法要求执法人员严格按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办事，禁止超越职权或滥用职权。非法取证行为与文明执法的要求根本背离。由于我国当前执法人员整体素质不是太高，加之历史上“重实体、轻程序”等思想影响，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都曾被认为是合法，更由于非法取证行为确有获取某项证据而揭示案情的实效，致使非法取证行为至今香火不断，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严禁非法取证的原则，但司法实践中非法取证行为仍屡禁不止，这就使得我国当前文明执法的任务相当艰巨。如果确立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就可以从根本上消除非法取证行为的诱因，从而促进文明执法。第四，确立排除非法证据规则于法有据。我国是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的参加国，该公约第15条规定：“每一缔约国应确保在任何诉讼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业经确定系以酷刑取得的口供为依据，但这类口供可用作被控施用酷刑者有刑讯逼供的证据”，这一规定因我国加入该公约而具有国内效力，也是我国在诉讼中确立排除非法证据规则的依据。
如前所述，对非法证据采取排除规则，反映了理想的诉讼追求与诉讼现实状况之间的矛盾，它虽然追求了刑事诉讼的绝对公正，但它是以牺牲实体正义即犯罪得不到应有的惩罚为代价的。绝对排除非法证据作为一种理想化的非法证据处理模式，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法制环境和条件为依托。鉴于我国当前社会治安不好的状况还没有根本转变，重大恶性案件继续上升，严重经济犯罪活动仍然猖獗，执法人员整体素质和执法水平不高的现状，如果在司法实践中绝对排除非法证据，将会削弱打击犯罪的力度。因此，根据我国的犯罪状况和司法水平，在对待非法证据效力的问题上，应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即坚持以排除非法证据为原则的同时，对排除规则作出必要限制，允许在一定范围内根据违法行为强度与指控犯罪的严重程度权衡利弊，决定取舍非法证据，以求得在打击犯罪与维护合法诉讼程序之间达成一种较为均衡的局面，使法律打击犯罪与保障权利的作用能够得到均衡发挥。
三、我国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有关理论探讨和立法规定
在对待非法证据的问题上，我国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①：①排除说。认为非法取得的证据材料不能采纳为判决的依据，理由是：采纳通过刑讯逼供和其他非法方法所取得的口供及其他证据材料，就会助长刑讯逼供等非法行为，因此无论其内容是否查证属实，都不能承认其证据效力。②区别说。主张将非法取证行为与非法获取的证据相区别。理由是：刑事证据如果查证属实，可以证明案件的客观真实，没有理由不予采纳。但不能因为采纳非法获取的证据就对非法取证行为加以容忍，对于非法取证行为，情节较轻的，可以采取行政手段加以处理；情节恶劣严重触犯刑律的，可以依照刑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不能因为手段违法而把“客观事实”认定为不是证据。③转化说。主张排除非法证据，但可以将其作为“证据线索”，依这一线索去获取合法证据，即将非法证据作为线索引申出诉讼中的合法证据。
在立法上，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严禁非法取证的原则。《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我国近年来颁布的一系列规范警察、检察官及法官等公安司法人员的法律中也规定了禁止刑讯逼供以及违反这一规定的罚责。我国国家赔偿法第24条还规定了司法人员“刑讯逼供或者以殴打等暴力行为或者唆使他人以殴打等暴力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死亡的”，受害人取得赔偿后，赔偿义务机关应当向上述行为的工作人员追偿部分或全部赔偿费用。法律虽然明确禁止非法取证行为，但是对于非法取得的证据的效力，并没有明确作出规定。
针对上述立法缺陷，“两高”司法解释分别作了相应的规定。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中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两个司法解释宣告了我国司法实践中长期以来对证据来源合法性问题不予审查的历史终结，是我国刑事诉讼的一大进步，但是其中限制排除非法证据的意图非常明显。这两个司法解释在对于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言词证据上都采取了绝对排除的原则，而对于非法获得的其他证据的效力则未作规定，这显然是考虑到我国目前违法犯罪呈高发态势、司法力量薄弱、违法取证现象大量存在的客观状况，从有利于打击犯罪的角度出发而作出的决定。但是反过来讲，其隐含的意思就是除了非法言词证据外，以非法方法收集的其他证据可以采用，这显然有悖于刑事诉讼法关于“严禁刑讯逼供或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的规定。
笔者认为，在对待非法证据的问题上（包括非法收集的言词证据、实物证据）应当首先明确一律适用排除规则，只有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方可例外。在司法实践和实际操作过程中，应该根据非法取证行为的性质和危害程度、行为人主观过错以及案件的具体情况等来决定对非法证据是否排除。例如非法言词证据。对于刑讯逼供取得的言词证据的情形规定的较为明确，实践中不难判别。但对于利用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言词证据如何界定，立法上缺少统一明确的标准。笔者认为，应该根据取证对象的不同来区别对待：收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口供必须显示法律的威严，使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内心感受到法律的威慑力，因此只有当使用暴力、威胁、引诱、欺骗等手段严重到超过必要限度时，所取得的证据才能认定为非法证据而排除；收集其他取证对象（包括被害人、证人、鉴定人等）的陈述及证言，不能够象收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口供一样使他们感到有某种威慑，而是必须如刑事诉讼法第43条的要求“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提供证据的条件”，如果使用了暴力、威胁、引诱、欺骗手段，无论情节轻重，所收集的证据均应视为非法加以排除。又如非法实物证据，只有经审查核实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并且非法取证手段没有严重损害犯罪嫌疑人及其他有关公民的合法权益或者可能影响证据客观真实的，才可以作为定案依据。
总之，合理确定非法收集的证据效力，反映出一个国家的诉讼价值观念，表现了国家在依法打击犯罪与保障公民权利之间的理性权衡，是我国的现实司法状况和建设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需要，对于加速我国依法治国进程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2001年2月


注释：
①张穹主编：《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理论与实务》第2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