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部关于做好2012年农业农村经济工作的意见
农业部
农业部关于做好2012年农业农村经济工作的意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农业、农机、畜牧、兽医、农垦、乡镇企业、渔业厅（局、委、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局：
为全面贯彻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中发[2012]1号），以及全国农业工作会议精神，切实做好2012年农业农村经济工作，现提出以下意见，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落实。
2011年，面对异常发生的自然灾害和异常波动的市场环境等严峻挑战，各级农业部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要求，圆满完成“两个千方百计、两个努力确保”的目标任务，巩固和发展了农业农村经济稳定发展的良好势头。粮食生产再创历史新高，首次迈上11000亿斤新台阶，连续五年稳定在1万亿斤以上，实现半个世纪以来首次连续八年增产。主要农产品产量全面增加，农产品市场供应充足、质量安全保持较高水平，重大动物疫情形势总体平稳，农机、农垦、乡企持续发展，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快速增长。农民收入实现两位数增长，增量创历史之最，增幅连续两年超过城镇居民。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为抑制物价过快上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赢得了主动，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2012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承上启下的重要一年，我们党将召开十八大。做好农业农村经济工作，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农民持续增收，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党中央、国务院对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提高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促进农民收入较快增长，提出了新的明确要求，出台了力度更大的支持政策，农业农村经济发展面临许多有利条件。但同时也面临着发展基数和生产成本高、气候条件和市场变化不确定等诸多挑战，保持粮食稳产增产和农民就业增收的难度明显加大，任务更加艰巨繁重。各级农业部门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把困难和问题估计得更充分一些，切实做好应对准备，切实做好各项工作，务必防止盲目乐观、工作松懈、政策减弱，务必防止粮食生产出现拐点、农民收入出现滑坡，坚决巩固和发展来之不易的好形势。
2012年农业农村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是，认真贯彻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决策部署和中央1号文件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稳定发展粮食生产为重点，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全面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坚持“两个千方百计、两个努力确保”目标不动摇，千方百计使粮食产量稳定在10500亿斤以上、农民收入增幅保持在7.5%以上，努力确保不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和区域性重大动物疫情，持续提高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为实现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提供基础保证。
一、落实和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进一步加大农业支持保护力度
1.全面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2012年，中央继续加大对“三农”投入力度，财政投入、固定资产投资、农业科技投入的增量和比例均有提高。各级农业部门要抢抓难得机遇，搞好落实和配套，强化政策宣传，加大监管力度，确保中央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不折不扣地落实到基层、兑现到农户。把农业“四补贴”、粮棉油糖高产创建、草原生态保护补奖、生产大县奖励补助、“菜篮子”生产专项等作为政策落实工作重点，积极推动新增补贴向主产区、种养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倾斜。推动完善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落实好产粮（油）大县、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补助政策。推动完善和落实粮食最低收购价、大宗农产品临时收储、生猪市场调控等政策，探索建立主要蔬菜品种价格稳定机制，保持农产品价格合理水平。积极推进农业援疆援藏和扶贫开发工作，强化资金、技术、人才支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2.推动完善农村金融和农村社会发展等支持政策。继续推动完善农村金融扶持政策，创新农村金融机构、产品和服务，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开展信用合作，探索满足农村金融需求有效办法。推动扩大农业保险险种和覆盖面，加大保费补贴力度，开展设施农业保费补贴试点，扶持发展渔业互助保险，鼓励地方开展优势农产品生产保险。落实好农垦危房改造政策，稳步推进垦区城镇化进程，加快改善农场职工生活环境。推进农村社会管理创新和文化建设，推动落实好农村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文化惠民等政策，加快改善农村民生。
二、全力夺取粮食生产好收成，稳定发展棉油糖等经济作物生产
3.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千方百计稳定粮食播种面积，依靠科技着力提高单产和质量，实现夏粮早稻增产、秋粮稳定。夏粮突出抓好冬春抗旱和病虫害防控，落实好小麦抗旱浇水和“一喷三防”。早稻突出抓好整地和育秧环节，推广应用大棚育秧、集中育秧技术。秋粮突出促早熟和防灾减灾，突出抓好玉米生产，积极落实东北地区膜下滴灌和西北地区全膜覆盖技术，挖掘玉米增产潜力。继续开展粮食稳定增产行动，完善各部门协同督导粮食生产的机制，组织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考核评价，推动落实粮食省长负责制。继续加强粮食高产创建整建制推进工作，选择基础条件好、增产潜力大、科技水平高的产粮大市，率先开展整地市高产创建试点。推进高产创建示范片与高标准农田建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各种社会化服务组织相结合，改善高产示范片生产条件，提高粮食生产在农资供应、耕作收获、生产管理、病虫防治等方面的组织化程度。强化农业防灾减灾，加强墒情态势与生产形势监测和灾害预测预判预警，加快推进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完善重大病虫疫情防控支持政策。
4.统筹发展棉油糖等经济作物生产。支持优势产区加强棉花、油料、糖料等生产基地建设，稳定面积、优化布局、提高单产、提升效益。继续推进棉油糖高产创建，开展整乡推进试点，与棉花轻简育苗移栽、甘蔗健康种苗、生产全程机械化等技术示范推广有机结合，加强技术培训和现场观摩，切实增强示范带动效应。加强天然橡胶等热作生产基地建设，优化生产结构布局，培育优势特色产品，提升产业发展水平。
5.加快农垦现代农业建设。以农田水利、物质装备、科技创新等为重点，加强农垦大型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进一步提高农垦粮食、糖料、棉花、生猪、奶牛、天然橡胶等供给保障能力，发挥农垦在现代农业建设中的示范引领作用。支持农垦国有农业企业发展，使用好国有资本预算投资，推进资源整合和资本运作，促进产业转型，培育一批大型跨国农业企业集团。
三、稳定发展“菜篮子”产品生产，保障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
6.提高蔬菜等园艺产品生产水平。实施全国蔬菜产业发展规划，加强优势产区生产基地建设。稳定大中城市菜地保有量，提高本地应季蔬菜自给能力。加强蔬菜生产信息监测，将监测范围扩大到580个蔬菜产业重点县。支持蔬菜集约化育苗场建设，提高蔬菜生产设施化水平。继续开展蔬菜、果树和茶叶等园艺作物标准园创建，推进标准化生产。
7.抓好生猪牛羊等主要畜产品生产。稳定发展生猪生产，切实提高母猪产仔能力、仔猪成活率和生猪科学饲养水平，加强生产监测和形势预判，尽快完善调控预案，适时启动调控措施，努力避免猪价大幅波动。大力扶持牛羊肉生产，重点做好民族地区牛羊肉生产保供。在牧区推进草原畜牧业生产方式转变，在北方农区和半农半牧区推广规模化、集约化生产和高效集中育肥，在南方地区推行适度规模养殖。大力提高牛羊肉生产标准化、良种化水平，加强肉牛肉羊生产大县建设，提高牛羊肉综合生产能力。抓好饲草料基地建设，启动实施振兴奶业苜蓿发展行动。继续推进畜禽标准化规模养殖发展，加强良种繁育体系建设。
8.促进渔业健康发展。扩大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创建规模，开展水产养殖生态环境修复试点，加快池塘标准化改造，提升水产养殖综合生产能力和防灾减灾能力，保障水产品安全有效供给。开展良种体系建设与生产规范推进行动，新建一批大宗品种和优势品种遗传育种中心和原良种场，全面推进水产苗种产地检疫，提高水产原良种生产、新品种选育和灾后苗种调剂保障能力。扶持壮大远洋渔业，支持专业化、标准化远洋渔船更新改造和新渔场资源开发。加强渔港、渔政建设和管理。推进以船为家渔民上岸安居工程。
9.深入实施新一轮“菜篮子”工程。加强部门沟通协调，推动将各项支持菜篮子产业发展的政策落到实处。推动地方严格落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探索围绕生产用地保有量、重点产品自给率、产品质量安全合格率、应急供给保障能力等指标开展责任考核。
四、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坚持不懈抓好重大动物疫病防控
10.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继续深入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切实加强“瘦肉精”专项整治和生鲜乳质量安全监管，对个别产品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实施集中治理。进一步完善国家和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制度，对农兽药和饲料生产、经营、使用实行全过程监管，严格规范使用饲料添加剂。进一步加大农资打假力度，强化检打联动和综合执法。大力推广高效安全、低毒低残留新型化肥和农药。加快农业标准制修订步伐，加强“三品一标”认证监管，支持农业标准化整体推进示范，启动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示范县建设。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体系，开展质量安全风险评估，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和追溯体系建设。加快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构建设，确保年底全国所有乡镇基本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服务机构。
11.狠抓重大动物疫病防控。落实强制免疫、检疫监管、疫情监测和应急管理等各项措施，提高免疫质量，果断处置突发疫情，防止疫情扩散蔓延。切实加强疫苗质量监管，严格实施日常监督、飞行检查、驻厂监督、批签发等管理制度，督促企业严格按照生产规程组织疫苗生产和检验活动，严格疫苗生产原材料质量控制。扎实做好优先防治疫病基础监测工作，在全国开展禽流感、口蹄疫、布病病原学专项监测，启动实施重点单项动物疫病防治计划。实施种畜禽场疫病净化计划，强化源头防治。继续抓好布病、血吸虫病、包虫病等重点人畜共患病防控。加强非洲猪瘟、疯牛病等外来动物疫病监视监测，防范境外重大动物疫病传入。加强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和生物安全区建设，进一步推进动物标识及动物产品追溯体系建设。加强动物卫生监督执法，健全动物防疫责任体系，规范畜牧兽医行政执法行为，严格执行《农业部关于畜牧兽医行政执法六条禁令》。推进执业兽医和官方兽医制度建设，加强乡镇畜牧兽医站和村级防疫员队伍建设。开展兽医实验室考核和检测比对工作，加强实验室能力建设。组织实施《国家中长期动物疫病防治规划》。做好水生动物疫病防控工作。
12.做好农业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草原火灾防控能力建设，强化应急培训和演练，严格草原火灾隐患排查和防火督查，加强火情监测预警、应急物资保障和应急处置。加强农机安全管理机构设施装备建设，强化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注册登记、牌证核发和年度检验，实行农机定期免费检验制度，鼓励开展农机安全保险保费补贴。开展“平安农机示范县”、“平安渔业示范县”等创建活动。强化渔船进出港签证和渔船检验，推进渔业安全救助体系建设。加强“平安垦区”建设。
五、扎实开展“农业科技促进年”活动，全面推进农业科技进步
13.加快农业科技创新。支持农业基础性、前沿性、公益性科技研究，着力突破农业重大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解决科技与生产脱节问题。以种业为重点，以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为导向，继续组织实施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推动落实一批种业和农业生产急需的科技攻关项目，大力发展以现代生物技术为核心的生物育种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突破性新品种。深入推进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完善以产业需求为导向、以农产品为单元、以产业链为主线、以综合试验站为基点的新型农业科技组织模式，及时发现和解决生产中的技术难题，充分发挥技术创新、试验示范、辐射带动的积极作用。继续实施公益性行业（农业）科研专项和948计划，加强农机农艺融合技术研发，加强应对农业灾害、节本增效、节能减排、保障农产品安全等关键技术引进和研发。启动实施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条件建设规划，重点建设农业科技创新平台和以综合性重点实验室、专业性（区域性）重点实验室、科学观测实验站一体化布局的农业部重点实验室体系，促进农业科技基础条件建设和科技资源共建共享，加强科研育种基地、南繁基地、应用研究示范基地、检测中心、科学调查船以及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实验室体系等建设和系统布局。完善、优化科研立项机制、分类评价机制、大协作机制，培育一批科技型农业企业，形成科技创新合力。
14.强化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乡镇农业公共服务机构管理体制，强化县级业务主管部门对乡镇农技推广工作的管理和指导。全面实行人员聘用制度，严格上岗条件，落实岗位责任，推行县主管部门、乡镇政府、农民三方考评。进一步加大投入，按种养规模和服务绩效落实推广工作经费，并纳入地方财政预算。推进各地切实提高基层农技人员待遇水平，落实工资倾斜和绩效工资政策，确保基层农技人员工资收入与基层事业单位平均工资水平相衔接。各地要落实配套资金，确保2012年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示范县项目基本覆盖农业县（市、区、场）、乡镇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条件建设项目覆盖全部乡镇。全面实施乡镇农技推广机构条件建设项目，为乡镇农技推广机构新建或改扩建业务用房，配备检验检测、推广服务等仪器设备和交通工具。开展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特岗计划试点，选拔一批大学毕业生到乡镇担任特岗人员。将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项目工作纳入绩效考评，对每个县的推广工作经费落实情况、每个乡镇或区域站的建设进展进行跟踪管理，对机构设置、队伍建设、工作经费、条件建设、制度建设、人员待遇等情况进行综合评估，确保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5.大力推广农业防灾减灾稳产增产重大关键技术。针对不同地区、不同种养模式、不同农时季节，及时发布抗灾减灾应急预案和技术指导方案，推广应用关键实用技术。推动落实农业防灾减灾稳产增产关键技术良法补助，重点推广“三北”地区玉米地膜覆盖和膜下滴灌、黄淮海地区小麦测墒补灌和“一喷三防”、东北水稻大棚育秧和南方早稻集中育秧、农机深松整地、保护性耕作、测土配方施肥、病虫害统防统治、动物疫病防控等关键技术。继续开展科技大会战，动员全国农业科教系统力量全员参与，组织全国70万名农业科技人员下乡、进村、到场、入户，扎实开展全年全程农业科技服务，实现对农业大县、重点乡村全覆盖。在17个水稻主产省（区、市）全年推广超级稻1亿亩以上。
16.发展现代农作物种业。制定实施农作物种业发展规划，进一步明确种业发展布局和重点任务，整合各方资源和力量，引领现代种业发展。推动出台一批种业扶持政策，特别是在支持企业商业化育种、良种繁育补贴、种子储备、制种保险、管理体系建设等方面出台配套的政策措施。发挥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作用，扶持一批骨干种子企业，推动商业化育种资源、技术、人才等要素向企业流动，支持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做大做强。加强优势制种区种子基地建设，继续实施种子工程等项目，在西北、西南、海南等优势区启动建设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集约化种子生产基地，加快新品种推广步伐。加强种子体系等基础设施建设。鼓励种子企业与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建立相对集中稳定的种子生产基地，在粮棉油生产大县建设新品种引进示范场。加强种子供需调度，做好品种和区域调剂。组织开展种子执法年专项行动，确保生产用种安全。完善品种审定、保护、退出制度，强化种子生产经营行政许可管理，严厉打击制售假劣、套牌侵权、抢购套购等违法行为。
17.培养现代农业人才和新型农民。全面实施现代农业人才支撑计划。依托现有重大科研计划、项目和基地建设，加强农业科研人才及创新团队培养，重点培养一批中青年农业科研杰出人才。加强农技推广人才队伍建设，引导和鼓励高校涉农专业毕业生到县乡农业公共服务机构工作。广泛开展基层农技推广人员分层分类定期培训，选送基层农技推广骨干到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研修、深造。加强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以培训种养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负责人、大学生村官、农村经纪人、农机手、农产品加工和休闲农业从业人员等为重点，加快培养一批农村发展带头人、农村技能服务型人才和农村生产经营型人才。扩大农村劳动力阳光工程培训规模，提高补助标准，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充分利用冬春农闲季节，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开展农业科技大培训。
六、强化重大项目工程建设，提高现代农业物质装备水平
18.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实施好新增千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田间工程，加快建设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继续搞好农地质量调查和监测工作。开展测土配方施肥整县（场）试点、整乡推进，大力推进配方肥产业化，对小型智能化配肥设备开展补贴试点，鼓励建立配方肥现场混配供肥服务网点。扩大土壤有机质提升补贴规模，鼓励和支持农民秸秆还田、种植绿肥、增施有机肥。加强设施农业装备与技术示范基地建设，搞好田间灌溉、机耕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继续推动田间末级灌排沟渠、机井、泵站等配套设施建设，发展小型集雨蓄水设施、应急水源、喷滴灌设备等。
19.推进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加大投入力度，引导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项目、新增千亿斤粮食生产能力工程和其它各类资金项目向示范区倾斜，努力把示范区建设成为优质粮食、优势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和生态农业发展基地，更好发挥示范引领带动作用。以高标准农田建设、设施农业建设、农业科技推广应用、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农产品质量安全为重点，推进示范区建设，着力在薄弱环节和关键领域取得突破。加强示范区建设的规划和指导，搞好监测评价，定期发布评价结果。研究制定推进现代农业示范区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政策性文件。
20.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精心部署组织春耕、三夏、“双抢”、“三秋”等重要农时机械化生产，推动水稻和玉米机械化水平迈上一个新台阶、农机深松整地面积继续增加。加强农机化推广培训，促进农机农艺融合。积极推广精量播种、化肥深施、保护性耕作等技术。着力解决水稻机插和玉米、油菜、甘蔗、棉花机收等突出难题，大力推进设施农业、畜牧水产养殖等机械装备，探索农业全程机械化生产模式。鼓励发展大型、高效植保机械。因地制宜推广使用小型实用施肥机械。推动落实支持农机化发展的信贷、税费优惠政策，鼓励种养大户、农机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购置大中型农机具。推动农机服务市场化和产业化，培育壮大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促进农机专业合作社与农机企业、金融企业开展“社企合作”。
21.强化农业生态环境建设。推进农村沼气建设，支持发展户用沼气、养殖小区和联户沼气、大中型沼气、乡村服务网点等。编制沼肥综合利用规划，启动秸秆综合利用等重点工程和项目，加快农村废弃物的能源化、资源化利用。继续实施农村清洁工程，开展农业清洁生产示范，加快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进一步加大农产品产地环境保护力度，加强农产品产地土壤重金属污染监测和修复治理。加大农业野生植物保护和利用力度，加强外来入侵物种防控。继续实施天然草原退牧还草工程，扩大退牧还草工程实施范围，支持草原围栏、饲草基地、牲畜棚圈建设和重度退化草原改良。加强牧区半牧区草原监理工作。推动实施南方草地保护建设和牧区防灾减灾工程。推进渔业节能减排，强化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加大渔业增殖放流、海洋牧场和水生生物保护区建设，严格实施休渔禁渔制度。
七、推进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强化农产品营销促销
22.加强农产品市场流通体系建设。推进国家级专业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指导产地批发市场开展升级改造，完善交易场地、电子结算、信息处理、检验检测等配套设施。支持生产基地、专业合作社就地建设农产品窖储、加工、包装、贮存等配套设施，发展一体化冷链物流体系，提高生产者营销能力。推动落实免除蔬菜流通环节增值税政策，推动落实和完善鲜活农产品“绿色通道”政策，降低农产品流通成本。
23.搞好农产品市场信息服务。加强农产品市场监测预警和信息发布，健全生产、批发和零售三个环节的价格监测体系，重点采集生产者价格信息，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指导农民合理安排生产，增强面向生产经营者的信息服务能力。加强主要农产品成本收益调查，做好重要农时的农作物种植意向调查和夏季粮油、早稻、全年粮食产量预测预报。
24.推进农业生产经营信息化。组织实施《全国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十二五”规划》。抓紧推进“金农工程”二期项目立项工作。继续实施“三电合一”项目，完善12316“三农”综合信息服务平台。组织实施国家物联网应用示范工程农业项目。开展农业农村信息化评估试点工作。启动农民专业合作社信息化建设工程试点。
25.促进农产品产销衔接。大力发展订单农业，推进生产者与批发市场、农贸市场、超市、宾馆饭店、学校企业食堂等直接对接，支持生产基地、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城市社区增加直供直销网点，形成稳定的农产品供求关系。举办多形式、多层次的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办好第十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等活动，培育农产品展会品牌。加强鲜活农产品市场突发异动情况调度分析，妥善应对滞销卖难等问题。
八、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保持农民收入稳定增长
26.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进一步优化农业生产力布局，积极发展区域特色产业，加强特色农产品品牌创立和保护，努力打造高效精品农业，提高农业效益。认定第二批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发挥专业村镇、龙头企业、种养大户的带动作用，促进节本提质增效。
27.推进农村二三产业健康发展。支持发展乡镇企业，积极培育产业集群，促进转型提升。推动落实扶持小微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增强吸纳农民就业能力和县域经济活力。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实施农产品产地初加工惠民工程，增加农产品附加值。稳步推进休闲农业发展，积极开展试点示范，加强规范管理，完善行业标准，搭建服务平台，培育农民就业增收新的增长点。
28.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继续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促进改善农民工务工就业环境，保障务工农民的合法权益。加强对农民就业创业的指导，大力开展农民创业就业培训，转变培训方式，促进培训与基地建设、人才培养、产业发展等紧密结合，提高农民就业增收技能。鼓励和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引导农民创业园区建设，以创业带就业。
九、深化农村改革，扩大农业对外开放
29.稳定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步扩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试点，落实财政补助政策，保障试点工作经费。加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积极培育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继续推进土地承包纠纷仲裁体系建设，加强土地承包法律政策执法检查。按照权属明确、管理规范、承包到户的要求，加快推进草原确权承包工作，依法开展草原登记。
30.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完善扶持合作社发展的政策体系，加大财政、税收、金融等支持力度，推动涉农建设项目委托有条件的合作社实施。推进合作社规范化建设，深入开展示范社建设行动，加强合作社带头人和财会人员培训，建立健全合作社辅导员队伍。鼓励和支持大学生村官领创办合作社，组织好“国际合作社年”系列活动。
31.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抓好扶持政策的贯彻落实，优化龙头企业发展环境，引导龙头企业应对经济形势变化和市场风险，推动龙头企业做大做强。深入推进国家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建设，开展第五次国家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监测。支持各地加强农业产业化人才培训培养。强化龙头企业与合作社、一村一品专业村镇、农户的密切合作，完善利益联结机制，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
32.加强农村改革试验区工作。组织实施农村改革试验区试验项目，指导各试验区严格按照批复的试验内容开展改革试验，探索完善农业农村发展体制机制。加强对农村改革试验区工作的组织领导，及时掌握试验项目进展，强化监督检查，稳妥处理改革试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确保农村改革试验区各项工作扎实有序推进。
33.积极推进农村其他改革。加强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监管平台建设，强化农村集体财务管理规范化建设。推进以股份经济合作制为主要形式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探索建立农村集体产权交易平台。推进一事一议筹资筹劳规范化建设，研究制定一事一议筹资筹劳操作规程，推动完善财政奖补政策。延伸农民负担监管领域，重点治理向村级组织摊派问题，研究制定对涉及农民切身利益违规违纪问题查处指导意见。切实加强基层农经机构、队伍建设。深化农垦改革，健全完善管理体制和企业经营机制，启动实施国有农场办社会职能改革试点。
34.提高农业对外开放水平。巩固强化多双边和区域农业合作机制，积极参与国际标准规则制定和多双边农业贸易谈判，做好粮食、棉花、大豆、化肥等贸易政策制定和协调。加强农业产业损害监测预警体系建设，健全农业产业损害风险评估机制，加强农产品贸易救济。大力推进农产品国际营销，强化农产品出口促进措施，进一步优化农产品贸易结构。引导外商投资发展现代农业，强化外资并购国内涉农企业安全风险防范，提高“引进来”的质量和水平。推动完善扶持农业“走出去”的政策措施。
十、加强农业系统自身建设，以良好作风推动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再创佳绩
35.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继续通过“百乡万户调查”活动、选派干部基层挂职和支农锻炼等方式，鼓励支持农业系统干部职工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对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开展调查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建立健全领导干部联系基层制度，鼓励农业系统领导干部长期定点联系一个村、一个农民专业合作社或一个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深入了解农业生产、政策落实和农民生活等情况，以点带面指导工作。
36.健全工作落实机制。不断改进方法、健全机制、创新方式，确保各项政策在基层和农户中得到落实。根据农时特点和生产规律，及时细化促进农业稳定增产、防灾减灾、节本增效、市场监管和安全生产等各项措施，确保各项重点措施在农业生产中得到落实。根据基层关切和农民需求，制定重大技术路线和工作方案，及时将实用技术、市场信息、政策法规送到基层一线、田间地头，确保各项指导服务在农业系统工作中得到落实。启动实施绩效考核向省级农业部门延伸试点。
37.推进农业依法行政。完善农业法律法规规章，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提高农业立法质量。深入开展农业法制宣传教育。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完善为民服务机制，促进行政审批规范高效透明运行。扎实推进政务信息公开，及时、全面公开涉及农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政务信息。全面推进农业综合执法规范化建设，改善条件，加强培训，文明执法，努力提高执法效能。
38.切实转变工作作风。深入推进为民服务创先争优活动，通过结对帮扶、包村服务、送政策送技术下乡等方式，为农民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强化涉农重大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和水平。强化农业系统内部以及与其他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促进资金、技术、人才向“三农”倾斜，形成推动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强大合力。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政风行风建设，强化廉政风险防控管理，坚决查处各种违法违纪案件，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牢固树立农业系统为民、务实、清廉的良好形象。
从伊拉克战争看国际法上的自卫权的发展
王 磊*
［摘 要］自卫权是一个国家的自然权利，也是所有国家尊重其他国家领土主权的一般性义务的例外。美国借口行使自卫权而对伊拉克发动的战争是对现存的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和关于自卫权的实施条件的挑战。其行为是违反现行的国际法的。但是，由于现代军事科技的高速发展，武力的威胁也成为影响一个国家安全的潜在危险。因而有必要在自卫权的条件上适当扩大，更好地保护国家的安全权利。而在设定此条件的时候必须在联合国的集体安全框架之内，以防止有关国家对此权利的滥用。
［关键词］伊拉克战争 国际法 自卫权 发展
一、伊拉克战争中的美国“先发制人”的自卫权
（一） 美国“先发制人”的自卫权由来
随着伊拉克战争的结束以及萨达姆的被俘，美国的“先发制人”的战略思想似乎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迄今为止，美国虽已基本结束了在伊拉克的战事，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发动对伊战争的理由，即伊拉克存在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却一直未能找到令人信服的充分证据。这就引发了国际社会对这场战争的正当性以及美国的“先发制人”的策略是否符合现有国际法的质疑。
考察历史，“先发制人”思维的实践由来已久。例如，1981年，以色列突然轰炸了伊拉克境内的一座核反应堆。其理由是以色列认为该反应堆将用于制造攻击以色列的原子弹，因而，以色列有权行使预先性自卫权来摧毁此反应堆。但是，联合国安理会全体一致通过决议谴责以色列的这一行动，明确拒绝了以色列的这一理由。再如，1986年,美国援引预先性自卫作为它反对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行为的理由。1986年4月，西柏林一家舞厅发生爆炸事件，44名美国军人受伤，1名美军死亡。美国认为这是利比亚支持的针对美国的恐怖活动。于是，美军航母舰载机和远程轰炸机攻击了利比亚的两个城市的黎波里和班加西，使利比亚的防空系统陷入瘫痪，并摧毁了多处兵营和军用机场。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发表广播讲话说，此次行动是一次“先发制人的行动”，是一次“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第51条规定的任务”。美国在给联合国秘书长的信中称此次行动是“对利比亚政府进行中的一次攻击的回应。”英国、以色列和南非对美国的此次行动表示支持，但法国批评这是一次报复行动。英国国际法学家布朗利教授也认为，美国的此次行动不属于合法的自卫，而是一次报复行动。
2002年9月20日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首次把“先发制人”战略正式纳入美国21世纪国家安全战略之中，强调美国将在威胁完全形成之前就采取行动，向恐怖分子和敌对国家发动主动进攻，消除威胁，确保美国绝对安全。这一新安全战略思想的出台是基于适应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新威胁，特别是为了应对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庇护恐怖主义国家和所谓“无赖国家”对美国构成的威胁提出的。美国“先发制人”新安全战略的核心是强调在针对美国的威胁形成之前，就采取主动措施打击它认为可能是威胁源的恐怖势力及庇护或从事恐怖活动的国家。 美国的“先发制人”的战略标志着美国正在放弃其冷战以来执行了几十年之久的“威慑和遏制”的战略，这一转变将根本改变美国的战略决策思维，并将对国际社会、国际法以及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构成巨大的威胁和挑战。
（二） 国际社会对美国“先发制人”自卫论的态度
国际社会对美国“先发制人”自卫论的态度和评价基本是以反对的为主。从撕毁《反导条约》而致力于发展导弹防御系统，到“邪恶轴心”论，再到“先发制人”战略，布什政府的这种单边主义行为不但有损联合国的权威，危害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而且也越来越引起世界各国的反感。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2002年9月12日举行的联合国第五十七届会议上强调，在多边体制中，我们这个世界组织占有特殊的地位。任何国家如果遭到袭击，根据《宪章》第五十一条都拥有自卫的固有权利。但在超出这个范围之外，在国家决定使用武力来对付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的更广泛威胁时，只有联合国才能为其提供合法性外，而没有任何可替代的其他办法。 与联合国安理会1981年对以色列用“先发制人”的方式攻击伊拉克的行为的谴责相联系，充分表明了联合国对此问题的态度，即只有取得联合国的授权才是合法的。
在美国的欧洲盟友中实际上只有英国坚决支持美国，充当着美国先发制人战略的急先锋，而德国总理施罗德甚至称布什是希特勒。在2002年10月23日中国报道记者对澳大利亚前总理的采访中，他也指出:“要组成一个强有力的国际联盟来反对恐怖主义，强烈反对以单边行动打击伊拉克，因为这将是对国际反恐联盟的一个重大打击。” 美国总统布什9月12日在第57届联大上发表讲话说，如果联合国不能采取措施迫使伊拉克执行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那么，对伊采取军事打击行动将是“不可避免的”。布什此言一出，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即对美国是否有权对伊宣战表示质疑。他说，对于伊拉克问题，根本的一点是要采取多边的、而不是单边的行动。欧盟轮值主席国丹麦首相拉斯穆森代表欧盟说：“欧盟决心支持联合国努力解决伊拉克问题。” 因此，从总体而言，欧盟对于美国的“先发制人”的战略是持反对态度的。
而中国对此问题的态度也很明确，中国政府认为，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每个国家的根本性权利。任何国家在处理国际关系中的问题时，都要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对于有关的国际争端和问题应该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有关决议的基础之上，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和平解决，而不应当诉诸武力或者用武力进行威胁。
二、美国“先发制人”自卫权的现实违法性
美国“先发制人”的自卫行为是对即将到来的武力攻击采取先发制人或预先性军事打击的行为，因此该行为又被称为预先性自卫。这种行为是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其他有关的国际文件的。
《联合国宪章》第51条规定：“联合国任何会员国受武力攻击时，在安全理事会采取必要办法，以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以前，本宪章不得认为禁止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之自然权利。会员国因行使此项自卫权而采取之办法，应立向安全理事会报告，此项办法于任何方面不得影响该会按照本宪章随时采取其所认为必要行动之权责，以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及安全。” 上述第51条中严格规定了国家行使自卫权的条件：一是单独或集体的自卫是国家的自然权利，即主权国家固有的权利；二是自卫的前提是国家受到他国的武力攻击；三是自卫权的行使是在受到武力攻击之后，安理会采取必要办法之前，如果安理会已经采取或正在采取必要行动，自卫权的行使不得影响安理会的权责；四是会员国应将其采取自卫的办法立即向安理会报告。 因此，关于自卫的前提和时间，《联合国宪章》的条件是限定“受到武力攻击时”。而对于何谓“受到武力攻击时”，应理解为该国受到的是实际存在的武力攻击，并且只能是在受到武力攻击之时和之后，联合国安理会采取必要的办法之前。但是，《联合国宪章》第51条并没有规定国家可以因遭到武力威胁而进行武装自卫。因此，美国的“先发制人”的行为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
关于自卫的前提和时间，其他的有关国际法律文件也支持上述观点。例如，《北约组织宪章》第5条也要求国家行使“单独或集体的自卫权”以受到“武力攻击”为前提。1949年《国家权利义务宣言草案》的第12条规定：“各国受武力攻击时，有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之权利”。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称：“尊重每一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1987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加强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或进行武力威胁原则的效力宣言》宣布：“依照《宪章》规定，各国受到武装攻击时有单独或集体自卫的固有权利”。 此外，在国际法学界对于什么情况构成合法的自卫有一些权威的观点。其中之一就是在1837年著名的“加洛林案”（Caroline case）中形成的“加洛林规则”。在该案中，美国国务卿韦伯斯特提出自卫的必要性必须是迫切的、压倒一切的，并无别的选择，而且也没有时间来进行周密的考虑之情况下进行的。这种对抗措施必须既不能是不合理也不能是过分的。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现在国际法的主流观点是一个国家行使自卫权必须要符合《联合国宪章》和其他有关的国际法律文件的规定。只有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条件才可以行使自卫权，否则即是非法的行为，实施国还应当承担相应的国家责任。美国的“先发制人”或者“预先性”的自卫是将只有在“受到武力攻击时”才能使用自卫权的观念，转为“先发制人”或“预先性”的武装进攻。这就是把原来较为客观而明确的标准，变成了完全可以自由裁量的主观标准。这样的结果就很容易导致武力的滥用。因此，笔者认为美国的“先发制人”的自卫是违背现行的国际法的。美国对于其行为给伊拉克带来的相应损失也是应当负国家责任的。
三、联合国自卫权的现行条件的缺陷和完善
现行的国际法是否定“先发制人”的自卫的，即对于存在对本国的武力攻击的威胁的情况下的自卫。但是，随着当今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一个国家想要对另一个国家进行打击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发动，而另一国家在得到确实进行攻击的情报或存在严重威胁的情况下，要求其必须等到武力攻击开始之时才可以进行自卫就难免有欠合理之处。
《奥本海国际法》（第九版中文译本）认为，“虽然预先性自卫行动通常是非法的，但是，并不是在一切情况下都是非法的，问题决定于事实情况，特别是威胁的严重性和先发制人的行动有真正必要而且是避免严重威胁的唯一方法；预先性自卫可能比其他情形更加需要符合必要和比例的条件。在现代敌对行动的条件下，一国总是要等待武力攻击已经开始后才采取自卫行动，是不合理的。” 德国的马兰祖克教授提出，“面对明显即将发生的来自他国的武力攻击，在所有可利用的外交手段皆已用尽之后，作为一种严格限制的例外，预防性自卫权是存在的。” 我国的著名国际法专家王铁崖教授在其著作中也认为，在原则上，自卫权行使的前提不包括武力威胁，除非武力威胁到了不采取武力不能消除的程度，然而也只能作为自卫的例外。
因此，笔者认为要分析美英对伊拉克战争的是否合法，必须看其对自卫权的行使是否符合国际法的有关规定。依上所述，这场对伊战争显然是违背现行的国际法的。但是，由于随着苏东巨变以及世界经济和科技的高速发展，联合国的作用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国际法也是一门不断发展的学科，以往对于一些国际法概念的理解也是随着世界的发展而相应变化的。在当今世界，诸多国家拥有核武器，核技术或者其他先进的武器，使得其他国家面临一种潜在的危险。如果必须要求一国只有在受到武力攻击时才行使自卫权，则有可能贻误时机，甚至面临亡国的可能。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允许该国面临严重威胁并且只有预先采取行动才是避免这种严重威胁的唯一方法时，可以行使自卫权。但同时，又暴露另外一个问题，即应该由谁来判断这种威胁的严重性。
关于这个问题，《奥本海国际法》（第九版中文译本）认为，“在实践中，每一个国家先自行判断自卫的必要是否已经发生。” 我国著名国际法学家周鲠生先生在“战争权之法律的限制”一文中指出，“依《非战公约》谈判者凯洛格的说法，关于自卫战争，国家自己是唯一的判断者。而美国元老院外交委员会的报告也是同样的说法。” 但是，如果把对于自卫必要性的判断权完全交给国家，也会使得国家在进行判断的过程中过于主观，从而可能滥用自卫权并对其他主权国家造成侵犯。因此，十分有必要由联合国安理会来最终判断是否符合自卫权行使的条件。正如《奥本海国际法》（第九版中文译本）所指出的，“除非取消自卫观念作为法律概念，或者听任自卫概念被用为掩盖故意违反法律的行为，自卫行动的合法性问题适宜于也应该最后由一个司法权威或一个政治团体（如联合国安理会）予以断定。如果有关国家拒绝将这个问题交付公正决定，或不遵守公正决定，这种情形就可能是在自卫行动的伪装下违反国际法的初步证据。”
对于这个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可以将国际法上的自卫权与国内刑法中的正当防卫相对比，认为可以借鉴刑法上属于防卫错误的两个概念：假想防卫和防卫不适时 。但是，笔者认为国际法与国内法是不同的。国际法主要解决的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主要是针对国家而言；而国内刑法主要是针对自然人（也有的国家还包括法人）而言。如果在国内刑法的层面赋予自然人可以在符合某种条件的时候对确实预见到的危害进行防卫的话，那么这种权利在现实中是及其容易被滥用，也无法为行使这种特殊的权利而设定相应的监督机制，而且对他人的合法权利也是一种非常不可预见和潜在的危险。但是，在国际法层面就有所不同。国家若采取某种国家行为，其决策本身需要一定的时间。并且，现存的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是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对其进行必要的监督。这比国内机关对自然人的监督要更具可行性。
在处理这类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如何应对潜在的威胁方面，笔者认为倒是可以借鉴WTO中有关保障措施的行使条件。根据《保障措施协议》第二条的规定，“一成员只有进口产品数量增加而对生产同类或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时，方可对该产品实施保障措施。” WTO作为国际法的一部分，是主要解决国家、地区和一些经济组织（如欧盟）相互间的贸易方面的问题，推动世界的贸易自由化。这与刚才谈到的国家安全方面的问题是有其共性的。其主体是基本一致的，也都是解决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即一个是经贸问题，一个是安全问题。任何一个问题都存在现实损害和潜在威胁的可能性，而且两个潜在的威胁都极易转化为现实的损害并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因此，笔者认为，既然在国际经贸领域允许国家对“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采取某种措施，当然也应该允许国家在安全方面存在“遭到武装侵袭或武力威胁”的情况下采取某种预防和避免措施，以防止酿成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害。当然，对后者的采取措施的条件的设定应当慎重。因为，这种权利一旦被滥用将有可能造成对另一国的侵略。
在设定这项可以对针对国家的潜在威胁行使自卫权的条件时，笔者认为在联合国现有的条件基础上，可以设定相应的报告程序。当国家欲行使此权利时，必须先行向联合国安理会报告，在得到许可后，方可行使对潜在威胁的自卫。并且，该权利必须在联合国的专员监督之下实施，以保证在实施过程中的滥用权利和自卫权行使限度的问题。当然，加上经过联合国安理会许可通过这个程序有可能延误时间而造成对该国的损害。但是，这是极其必要的。因为，这是防止国家对该自卫权滥用的现行唯一可行的办法。在设立专门的国际机构以及更有效地均衡权利的授予和权利滥用的机制被创造出来以前，这是最具可行性的。
四、结 论
美国所实施的“先发制人”战略，而抛开联合国，自己采取行动是对联合国基本使命的挑战，是对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的挑战，但同时也是对联合国加强自身机制的机遇。
联合国应切实面对当前国际形势的变化，尤其是全球化带来的一系列国际安全问题的影响，适当扩大对于行使自卫权条件的解释，同时也应当建立相应的决策和监督机制以防止国家对此种自卫权的滥用，以避免国家以行使自卫权为借口推行强权政治、侵犯他国主权和任意干涉别国内政或其他非法目的。另外，联合国也应当加强安理会的作用，更加积极地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制止武力的发生，抵制单边主义的形成。
总之，作为国际法的“禁止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原则的一个例外，国家可以单独或集体行使的自卫权的前提必须是在受到武力攻击或威胁之时，并且必须得到联合国的授权或许可。而这个前提的有关实体和程序方面的内容还需要在国际法范围内进行切实有效地发展和完善，并且进而强化其强制力和约束力。而作为一个总的要求就是必须在联合国的集体安全体制框架之下。只有在此基础之上，各个国家团结一致，相互合作，才有利于更加有效地防止少数国家滥用自卫权，维护国际社会的安全，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使世界真正建立一个和平、稳定、互助、合作的国际秩序。
Abstract: The right of self-defense is an inherent right of the country, and is exception of the general obligations of all the countries to respect for the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of other countries. USA has excused itself from warring against Iraq by implementing its right of self-defense, which is a great challenge to the collective safety system and the conditions of implementing the right of self-defense under the present UN Charter. And the war against Iraq violates the existing international laws. Owing to the high-speed development of modern military technology, the thread of force is becoming a potential danger greatly affecting the safety of the country. Thus, it is necessary to enlarge the scope of implementing the right of self-defense in order to better protect the right of safety of the country. It is very important and necessary to design the enlargement of the scope in the collective safety system of UN for preventing the abuse of the right of self-defense by relative countries.
Key words: Iraq war, International law, Right of self-defense
*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2002级国际法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