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强青少年学生法制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
教育部 司法部 中央综治办、共青团中央
关于加强青少年学生法制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
教育部、司法部、中央综治办、共青团中央
2002年10月24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局）、司法厅（局）、综治办、团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司法局、综治办、团委：
为深入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认真落实江泽民同志关于教育问题重要谈话的要求，全面实施党中央、国务院批转的“四五”普法规划，进一步加强对青少年学生的法制教育，推进青少年学生法制教育工作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建设，特制定本意见。
一、指导思想与目标
1、青少年学生是21世纪的建设者，法律素质是青少年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少年学生法制教育工作，要以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按照科教兴国、依法治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坚持法制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坚持课堂教育与课外教育相结合，坚持近期目标与长远目标相结合，不断提高广大青少年学生的法律素质，努力把青少年学生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合格人才。
2、完善在校学生知识结构，使法律知识成为各级各类学校的必修课内容，努力形成从小学到大学的渐进、科学、合理的法制教育体系，确保青少年学生在九年义务教育期间完成基本法律知识的普及任务；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的青少年学生法制教育网络，形成全社会齐抓共管的教育格局，切实维护在校学生的合法权益，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努力使青少年学生法制教育在工作理念上与时俱进，在工作方式手段上实现创新，在规范化、制度化方面有新进展。
二、主要内容
3、要根据不同学龄阶段学生的生理、心理特点和接受能力，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制教育。
4、小学法制教育要对学生进行法律启蒙教育，运用生动、形象的教学方式，向学生普及有关法律的基本常识，培养他们的爱国意识、交通安全意识、环境保护意识、自护意识，以及分辨是非的能力，从小养成遵纪守法的好品德。
5、中学法制教育要着重进行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观念教育，增强学生的国家意识、权利义务意识、守法用法意识，进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教育，使学生明辨是非，提高自我约束、自我保护能力，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行为。中专、职校和技校要突出与所学专业知识相关和劳动保护等方面的法律知识教育。
6、大学法制教育要按照中宣部和教育部有关“两课”设置中法律课的规定开展。要突出现代法学基础理论和依法治国理论与实践的学习，民事法律、市场经济法律与WTO规则基本知识的学习，牢固树立宪法意识、权利义务对等意识和依法办事意识。
三、基本要求
7、逐步将法制教育纳入教学大纲，纳入教学计划，真正做到计划、教材、课时、师资“四落实”；同时，坚持校内教育与校外教育相结合，组织生动活泼、寓教于乐的法制实践活动。
8、确保课时到位。中小学要充分发挥品德课、初中思想品德课和高中思想政治课在法制教育中的主渠道作用；同时，要在相关学科教学过程中渗透法制教育内容；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法制教育宣传及相关的主题教育活动。中小学法制教育课时，可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结合实际情况做出安排，有条件的地方要开设法制教育专门课程。
9、提高法制课教师的授课水平。要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对法制课教师进行法律知识的培训。可采取脱产进修、短期培训、专家辅导、以会代训等方式进行。“四五”普法期间，力争将所有中小学法制课老师轮训一遍。有条件的中学要引进法律专业的毕业生充实师资队伍。同时，也要重视整个教师队伍的普法教育，使广大教师在学法、守法、用法等各个方面都能为人师表。
10、完善兼职法制副校长和法制辅导员制度。在中小学推行兼职法制副校长制度，从政法机关选派政治觉悟高、有责任感、业务精、宣讲能力强的政法干部到所在辖区中小学校兼任法制副校长，协助学校开展法制教育和校园周边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加强对法制副校长的培训和必要的考核，努力提高业务素质。
11、完善和规范青少年学生法制教育的内容，编写系统性、阶梯式的精品教材，制作和编写一批适合青少年特点和需要的法制影视作品、辅导读物。教材要根据学生的年龄段和知识水平、认知能力编写，避免成人化和公式化，数量和内容要少而精。“四五”普法各级各类在校学生的统编读本，由教育部负责组织编写，全国普法办公室负责审定、推荐。
四、方法与途径
12、巩固课堂教学主渠道，提高法制课质量；注重法制内容向其他学科的渗透教育，增强学习效果。
13、积极开辟第二课堂，开展学法用法实践活动。举办法律知识竞赛、开展有奖征文、模拟法庭等活动，对青少年学生进行生动、直观、形式多样的法制教育。
14、依托社区，结合基层安全创建和“法律进社区”活动，把对青少年学生法制教育作为社区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大力加强社区青少年法律学校建设，努力营造社区开展青少年学生法制教育的良好环境。
15、开展依法治校。通过制定各种制度、落实责任，保证学校有一个正常的教学、科研秩序，把学校管理工作纳入法治化管理轨道；加强学校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落实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各项措施，整治学校周边环境，深入开展创建安全文明校园活动，切实保证师生有一个和谐、安全、健康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16、加强青少年法制教育基地建设。要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青少年学生活动场所建设和管理工作的通知》精神，依托课外活动基地开展法制教育；继续加强、完善各级各类法制教育基地（中心）建设，利用基层法院少年法庭、少管所、戒毒所、监狱、劳教所、法律援助中心、青少年宫等社会资源，在全国地市以上单位或有条件的县（市区）创建一批综合性、常设性、功能齐全的法制教育基地。要坚持建设和管理并重，加强指导与交流，制定规范性标准，加强法制教育基地的硬件设施和软件建设。17、推进青少年学生网络文明行动。要结合“青少年安全放心网吧”创建活动的开展，依托学校电教室以及校外管理规范的网络阵地，广泛开展在校学生网络知识培训普及活动，利用网络开展法制教育，提高自我保护意识，最大限度地消除网络不良内容对青少年学生的负面影响。
五、保障措施
18、青少年学生的法制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齐抓共管，全社会广泛参与。加强对各级各类学校法制宣传教育的组织领导，建立健全协调运行、开展工作的责任机制，营造领导有力、职责明晰、分工协作、规范有序、整体推进的工作格局；建立政府部门与家庭、学校、社会联动机制，形成青少年学生法制教育的工作网络，逐步实现青少年法制教育的制度化、规范化。
19、各级教育、司法行政、综合治理、团组织和普法主管机关要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互相支持、密切配合，加强对在校学生法制教育工作的组织协调，将此项工作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实施“四五”普法规划目标责任制的考核范围，加强督促检查，推动此项工作真正落到实处。各级教育行政主管机关要采取切实措施，使各级各类学校法制教育做到计划、课时、教材、师资“四落实”，确保普及法律常识的任务在九年义务教育期间完成，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法制工作机构要做到归口管理，切实抓好青少年学生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各级司法行政部门要协助教育行政部门组织法制课师资和法制副校长的培训等工作，加强协调、指导、检查和监督；各级综治机构要指导协调法制副校长、法制辅导员的工作，基层综治委、办要定期召集辖区内中小学法制副校长研究工作，推动学校及校园周边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各级共青团组织要充分发挥青少年工作的优势，加强青少年校外法制教育阵地建设，切实搞好有关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法律宣传教育活动。
20、要建立健全各级各类学校法制教育的组织领导机构，明确专人负责，采取有力措施，切实落实各项计划、要求与任务。
21、要建立监督制约和激励机制，增强学校、教师和学生学法用法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法制教育要纳入学校教育质量和学生综合素质评估体系，开展专项评估。要把“四落实”的情况作为评估学校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把学生学法和遵纪守法的情况纳入学生升学、招生、招工、参军等考核内容。要对“四落实”搞得好的地方、学校、法制副校长、法制辅导员、青少年法律学校、青少年法制教育基地建设等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
22、要建立中小学法制教育责任制和督导检查机制。各级综合治理、教育行政、司法行政、团组织等有关部门，要把协同开展在校学生法制教育，净化学生生活和学习的社会环境工作列为重要的监督检查内容，实行定期或不定期的监督检查。
23、积极开展调查与理论研究。有关部门和研究机构要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把握青少年法制教育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探求开展工作的新机制与新途径，不断提高青少年学生法制教育的实际效果。
24、根据本意见的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关部门要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
从总理关心桃农进城谈开去
马子俊 胡文苑
近日有两则消息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一则“7月15日，温家宝总理视察河南期间，随机停车走进洛阳市孟津县送庄镇西山头村的村民家中。当地村民李剑雷因不满洛阳市区搞创建禁止进城卖桃，向总理“实话实说”，总理现场办公，解决了送庄镇桃农进城卖桃难题。洛阳其他县乡的瓜农也跟着进城直销的政策，和送庄镇桃农一样拿到了“进城直销特别许可证”。在总理解决孟津农民卖桃难的背后，隐藏着的却是农民进城直销瓜果的重重“壁垒”，在许多城市大搞创建之时，禁止农民进城直销瓜果并非个案。专家建言，城市决策应以市民生活便利为根本，而不是市容城管等部门只顾自己利益的“一刀切”。只有除却“壁垒”，农民进城直销瓜果之路才会顺畅。”（郑州晚报）
第二则《新安晚报》的消息说：“合肥今年提出了创建无摊城市的设想，由此禁止农民当街卖瓜，要求必须进入小区、农贸市场、小街巷等销售点，全市最初共设立78个西瓜销售点。由于销售点少且偏，不少瓜农被迫违规卖瓜，市民也直言买瓜不便。不久前，合肥数十位高校教授及离退休干部联名建议，要更加科学合理地设置西瓜直销点，方便瓜农卖瓜。”为此新华社还专门发表了评论文章，文章谈到“农民开车进城直销瓜果，确实对城市环境、交通管理带来一定压力，也加大了城市管理的成本。但如果城市管理者按中央的要求，少算“管理账”，多算“统筹账”，就会明白，城市多花的“小钱”、管理上的麻烦，会变成农民增收的“大钱”，让农民得到最大的便利。
城市创建卫生文明城，本来无可厚非，但要看一看是否具备相应的基础。这个基础，不仅是城市财力、设施等“硬件”，还应包括与这座城市发生着越来越紧密联系的广大农民的实际状况。在快速、便捷的农产品流通渠道建立起来之前，以“禁令”为手段，刻意追求创建，脱离当地实际情况。这就提醒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如何按照党中央的要求，从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考虑问题。各级干部特别是在地市县工作的干部们，如何切实做到权为农民所用、情为农民所系、利为农民所谋，是值得认真反思的一个重大问题。洛阳农民“卖桃难”提示我们，城市管理者的每一项决策，都应充分考虑群众利益，尤其要把农民利益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考虑，种种损害农民利益的“城市禁令”都应取消。”（新华社记者林嵬）
洛阳市为了搞创建，对卖桃的农民设了“禁令”，没有固定摊位和证件的果农，就进不了城。温家宝总理要求认真解决这项关系农民切身利益的问题的指示给各级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改变工作方法和作风提出了新的要求和契机。总理为何关心农民进城卖桃，这是因为在总理心目中，市容整洁与农民增收，城市形象提升与新农村建设，并不矛盾，只要以人为本、科学规划，许多事情都可以协调好。总理所关注的问题也给我们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在城市管理过程中如何正确落实科学发展观，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管理理念上了很好的一课。
长期以来，我们城管执法一直习惯于粗放式管理，一直在“管、卡、掐”上做文章，围追堵截是我们惯常的工作方式。缺乏统筹安排的规划和管理理念，很多事情往往不给利益相关者合理表达机会，就”一刀切”的一禁了之。这样做虽然管理的目标暂时可以得到实现，但是带来的负面效果也是明显的，甚至造成不好的社会影响，到头来原先制定的管理目标也无法实现。
就以农民卖瓜的问题来说，如果我们各级城管行政执法机关为创建在流通环节层层设卡，势必造成农民销售困难，辛辛苦苦种出的瓜烂在地里，或是几分钱的卖掉。眼巴巴的看着城里七角至一块的行情，望城兴叹，严重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在各级行政机关转变政府职能，打造服务型政府的今天，这种只算自己部门小帐，不算社会利益大帐的管理理念是不合时宜的。
新公共管理理论告诉我们：
(1)政府服务应以社会和公众的需求为导向；建立以公共行政价值取向的“有限政府”，从原来扮演“管制者”角色向“服务者”角色的转变，由“政府中心”转变为“公众中心”，将“服务”的理念贯穿落实到工作的整个过程和各个环节。
(2)更加重视政府的产出、结果、效率和质量；
(3)主张放松行政规制，实行绩效目标管理，强调对绩效目标完成情况的测量和评估；
(4)政府应广泛采用企业中成本──效益分析、全面质量管理、目标管理等管理方式。
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创新政府管理方式，寓管理于服务之中，更好地为基层、企业和社会公众服务。整合行政资源，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和服务水平。政府各部门要各司其职，加强协调配合。健全社会公示、社会听证等制度，让人民群众更广泛地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大力推进政务公开，加强电子政务建设，增强政府工作透明度，提高政府公信力。”
为达成上述诸目标，笔者认为在城市管理决策过程中必须建立利益表达和衡量机制。因为城管工作涉及方方面面，管理的对象不但有城里人，也有广大的进城人员和外来务工者。他们的利益需求多种多样，甚至有互相矛盾的地方。如何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时代背景之下，在城管工作中达到诸利益团体利益元的最大交集，并不是一件容易之事。这给我们的工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也是我们做好城管工作的必由之路。那么在有限的资源范围内，如何用最有效的手段取得各个利益团体最大的共识，为我们的城管治理措施争取广泛的群众基础，获得认同，求得正当性。是每个城管工作者必须思考的课题。
要取得相对人的认同，除了法律赋予的正当性、合法性之外，对于许多为执行法律或是达成行政目标而实施的政策措施，如果是涉及到城市管理行政相对人利益的，笔者认为在政策出台之前，必须经过利益表达机制程序性检验。政府作为全民利益和社会公正秩序的体现者，有义务支持和帮助社会各阶层，特别是缺乏话语权的弱势阶层建立正常的、规范的利益表达机制，让社会能听到他们的声音。
诚如孙立平教授所说：“承认不同的社会群体追求自己利益的合法性并保护其权利，就不同群体表达自己的利益以及为追求自己利益施加压力作出制度性安排，这样才能实现权利的高水平均衡，从而建立一个既有利于发展，又有利于公平的社会。”因为只有规则平等才是社会公正的核心所在；没有合理科学的制度，那么只以本部门利益为重，忽视利益相关者的“一刀切”土政策还将继续出现，那么城管工作将继续被舆论诟病。
在城市管理工作中建立的利益表达机制必须是公平的、开放的、多向度的，为不同群体提供公平的利益表达的制度性平台，引导不同群体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自己利益要求。同时，也要健全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对不同群体利益表达的平等回应机制，使决策公正地反映不同群体的利益、并接受监督。
作为一项制度性的安排首先要增强主体化的利益表达意识；其次在实践操作层面要实现平等化的利益表达权利，不允许独霸话语权的局面出现，要积极鼓励社会中介组织、志愿者队伍、行业协会作为弱势群体的代言人参与到对话机制中来；开辟合理化的利益表达渠道，提供简洁、便利、成本低廉的表达方式，是做好这项工作的关键；不断完善诉诸理性化的利益表达方式；在适当的时机形成法制化的利益表达制度，是完善城管工作相对人利益表达机制的保证。这些年来其他政府部门陆续开展了物价听证、专家咨询会、论证会等多种开门纳谏的活动。而全国城管机关此类的活动鲜有耳闻。其实听证会，论证会，均是利益表达机制的很好载体与实现形式。但是针对城市管理的现实情况，我们在举行以上形式讨论时，一定要注意代表的代表性，而不是流于形式。
为此笔者觉得在就城管政策专题进行听证时，应采用社会学统计的方法挑选代表，使得代表提出的意见真正反映利益群体的声音。在选出样本代表的同时，为使得决策的科学化和高效性。我们也有必要借鉴最高法院遴选陪审员的方法，选用部分专家和知名人士作为指定代表参与听证。只有做好代表的平衡性问题，才能使得城管工作的利益表达机制真正发挥作用。
利益表达，意见提上来之后，如何解决摆在眼前的相互冲突、矛盾的利益诸元，就是城市管理工作者决策过程中要解决的第二个现实命题了。这里有必要在全体城管执法者中建构利益衡量的理念。法国学者弗郎索瓦?惹尼指出：法官实现利益的取舍和衡量的方法应当是“认识所涉及的利益、评价这些利益各自的份量、在正义的天秤上对它们进行衡量，以便根据某种社会标准去确保其间最为重要的利益的优先地位，最终达到最为可欲的平衡”。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个个的城管行政执法人员在行政程序过程中，也是一个个的行政法官，因为他的每一个决定直接关系到相对人的权益。面对相互冲突的利益元和诉求。
笔者认为应该科学分析和界定利益所代表权利，按照权利的位阶，予以处理，合理运用调解的艺术，以求得利益的最大化、社会效果的最优。按照利益的主体分可分为个人利益、群体利益、社会公益。其中个体利益又可以分为基本利益和具体利益。个人基本权利在城管行政活动中主要有人身自由、人格尊严、生存权等。具体权利一般体现为各种财产权利。社会公益体现为公序良俗、社会安全和秩序。利益衡量在城市管理中运用的原则主要为保护合法利益、打击违法利益，遵从法律保留和法不禁止即自由的原则。注重弱者利益，要在管理中体现人文关怀。社会公共利益优先，要认识到最大的社会公益是要保障每个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要以科学的价值观及社会的总体效果来衡量利益的价值量。利益比较的方法比较著名的有利益位阶比较。根据城市管理活动中利益构造和冲突类型，在个体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相冲突的场合，一般应确认社会公共利益的位阶高于个体利益。除此之外，在个体利益相冲突的类型中，个体享有的基本利益位阶要高于具体利益，应优先保护。在注重保障相对人基本权利的今天，用经济分析法分析比较冲突的利益诸元显得由为重要。美国法学家科斯主张，在权利冲突时，法律应当按照一种能够避免较为严重的损害的方式来配置权利，或者这种权利配置能使产出最大化。
按此理论，法官在衡量过程中，“应当对各种可能的因素进行计算，把自己判决所带来的效果进行定量分析，以确定哪一种博弈标准能给各方参与人带来最优的选择”。将经济分析的方法注入利益衡量的过程，对结论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为利益衡量提供了一种寻找确定性的方法。如果我们将经济分析法引入文章开始的两则报道，就可看出洛阳和合肥市的做法在经济上是不可取的，一是无摊的做法加大了政府的管制成本，二是牺牲了市民的福利（买不到瓜或是价廉的瓜），使得农民增收困难。而“无摊城市”这样做的社会效果却不明显。因为市容整洁并不是一个客观标准，真可谓因小失大。
总之当现代政府从管制型转变为服务型时，各级城管行政执法机关就应该适应这种变化，积极回应，利益表达和利益衡量作为调整社会变化和冲突的工具与行政追求效率和公正的目标是一致的，更能体现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对城市管理工作的发展要求。笔者以为，不断完善城市管理工作中利益表达的机制，细化利益衡量方法，增强其妥当性和可操作性，是做好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工作的一个现实选择。
